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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 任不寐 2004年7月以来，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成爲北京新一出醒目的政治戏剧。各种互相对立的资讯被解读出来，但至今人们仍然莫衷一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是“江胡之争”的新战场，胡温似乎在使用死人压活人。有评论指出：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将会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推销其改革路线的一个平台。有媒体反复提到：在7月28日的“央视新闻会客厅”栏目，邓小平长女邓林意有所指地公开表示：支援老人家放手，不要干涉年轻一代。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文章称：这个节目确实藉死人逼迫活人，也就是江泽民交出军权。另外一个被引用作证据的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的纪念文章，该文披露邓小平南巡原因：1992年春天，邓小平不得已以88岁高龄进行南巡推动改革，而当时抵制改革正是中共书记江泽民。然而这些评论没有注意到，去年胡温在纪念毛泽东的问题上倾注了同样的政治热情，而前总理李鹏在《求是》杂志2004年第16期刊登了《纪念邓小平同志》一文更表明，北京推出的纪念邓小平的政治演出有著极爲传统的动机和更爲复杂的效果。李鹏煞费苦心地指出邓“提出四个坚持”、“果断平息六四政治风波”，“确定江泽民爲‘接班人’”，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者”，李鹏的纪念文章显然不能解释爲是批江的。 因此，邓小平诞辰百年纪念有著更爲传统的动机。邓象毛一样，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上完全是野蛮落后的，而江、胡都生于兹，并感于兹。这一传统动机无论对于江，还是对于胡都是一致的：第一、通过缅怀“先帝”来宣传所承继下来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第二、面对渐进式的中国改革，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应对仍然是唯一暂时有效的统治办法，纪念邓无非是想说明党将在权力利益和经济改革之间继续实现邓式均衡。因此，即使是胡温主导了这样一场政治运动，恰恰也表明“新政”在政治上的走投无路甚至倒退。邓小平的办法在1976年以后的几年里应该代表著某种进步，但是1983 年至今，已经完全成爲中国改革的阻碍。重新高举邓小平的旗帜，是中国改革的死路。此外，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全部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不仅有过誉之嫌，对于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等极不公平。 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来说，“邓小平理论”会同江泽民主义已经取代“毛泽东思想”，成爲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碍。因此，彻底检讨并告别“邓小平理论”才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向。 一、如何评价邓小平和他的时代 评论界普遍能接受的观点是：邓结束了毛意识形态的狂热，并积极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并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邓力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基本赞同这些看法，但我提醒人们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能过高估计中国改革的成绩。这几年它积累和恶化的问题可能比他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比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失业问题、国有制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等等。一些问题在邓时代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严重恶化了，社会变革的机会成本在增加。这些都是全局性的问题，关系著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荣辱和生死存亡。 （二）不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全部归于邓。胡耀邦等人具有同样或更大的贡献。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进步，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来自权力部门的政治恩典。小岗村的改革和权力有什麽关系呢？那些农民是更伟大的改革家。不仅如此，在进一步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问题上，邓是改革深化的阻力之一而不是推动者，尽管他也是毛主义复辟的政治阻力之一。 （三）在邓和毛之间，人们不应该夸大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都是延安时代的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共性大于个性。邓把自己称作"第二代领导人"，但事实上他与毛毕竟是同一时代的人。共同的经历显示出他不会实现统治方式的革命。邓确实意识到了毛超凡魅力型统治的局限性，并且希望中国走向法理型统治时代；但意识到并不意味著他确实这样做了。邓从毛出发并没有走多远。此外，由于邓的魅力不如毛，因而缺少毛那样的自信，这导致了邓在1989年处理“六四”事件时悲剧性的决策。六四使邓的"魅力"丧失殆尽，也根本动摇了他企图建立法理型统治的信心。邓统治后期，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既无魅力人物统治也无法理统治时代，或者是混合各种统治类型的弱点的"无时间的时代"。 （四）我们要反思一种流行的理论，即在给政治领袖作历史结论时功过"三七开"或"二八开"或"功大于过"的论调。这种理论可能始于毛对史达林的判断，然后，邓用这个逻辑评判毛，最后，在邓死后，海内外的学者专家用这个公式评价邓。这是一个混淆是非、似是而非的理论。因爲事实上，可以说政治领袖无功可言，只有义务。既然他们占有了国家的经济部门，垄断了一切政治资源，享受了人民的"尊重"和各种特权，那麽，他们就应该干点儿好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是他们应尽的法律责任，应尽的政治义务。这点义务和他们享受的权力利益是不成比例的，其何功之有？既然无功，又何以掩过？"过"就是"过"，如果是错误，就应该接受社会的批评，如果是犯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审判。功过论背后蕴涵著一种深刻的奴性意识。 二、对"邓小平的理论"的一种阐释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邓小平理论"。可以说，邓的"思想"基本体现在以下几个邓式格言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猫论"、"发展是硬道理"、"摸著石头过河" 、"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杀出一条血路来"或对外开放”、"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国际关系上"不当头，不扛旗"，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对《邓小平文选》中若干观点的分析，看看“邓小平理论”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困境，这种困境在权威主义"香消玉损"的时代必然寻求机会主义的援助才能避免跌倒。 1、"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麽，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駡挨得多了，骂倒了吗？"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死猪不怕热水烫"的"中国工夫"。这种固执是从毛那里继承下来的。毛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1958年——本文作者注）起，咒駡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晚年毛泽东》）他把别人的批评全部当作咒駡;"王八蛋"这种咒駡说明他并没有真高兴而是气极败坏了。半个世纪快过去了，虽然谁败谁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是邓"帮助解决"的，但邓仍然完全继承了毛的这种破落户精神，打算把社会主义"死猪"进行到底。 2、"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 这里蕴含著"朕即国家"的逻辑："我们"就是"中国"。这里有一种恐惧，他心理并不踏实，否则何以在这里这样辩护？"严打"杀了那麽多人，他并没有觉得有辩护的必要。他知道这次自己错了，但要"理直气壮"地"旗帜鲜明"地说慌。他接著说：如果"认爲名誉高于权力"，"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在他看来，"领导"即"我们的领导"即"我的领导"是"事物的本质"，是底线，而他人的尊严和生命是低于这个"本质"的。"专制者是用拿破仑一次勘称经典的讲话来看待自己的：’人们对我的一切指控，我有权用’那就是我’这句话来回答’。"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顽固不是坚定，有神的声音在他心中提醒他的罪恶，他的坚定是在自我暗示，正如冯雪峰先生的洞见：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顽固是一种安慰"。 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 名誉和权力不可得兼，舍名誉而取权力者也。这是地道的灾民理性的选择。"我们对胡耀邦同志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既然"合情合理"又何必要作此辩解呢？按邓的逻辑——"什麽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也得问一问：这个"情理"是少数人的"情理"、多数人的"情理"、还是全国人民的"情理"？据知，这个"处理决定"是几个政治老人凑在一起决定的，这显然是"少数人的情理"，这几个少数人同时还决定了另外两件事：胡不是"全国人民"的一员或不是"人民"；他们决定他们代表人民。 4、"（学生）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 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 你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闹事"。当年中共不能反对国民党，因爲那是闹事，"这样一闹"就使国民党"不能安心建设"。邓希贤先生不能参加法国"共産主义小组" ，因爲那是“闹事”，而且显然受到了"国际反华势利"的"利用"。因爲那时他显然比我们1989年时的年龄还小，更可能被人"利用"。事实上，"闹事"是一种污辱人格的语言，在中国是长辈对孩子训斥的常用语。他把全国人民当做他的孩子，储安平的"家天下"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邓不厌其烦地使用这个"训斥"，充分证明了他的"大家长"心态，证明了"邓小平理论"政治上的落后性。"家天下"的"牧民政治"交替使用两种手段：慈祥和训斥。他们首先当然是希望慈祥的，无爲而治是慈祥的最高境界，奴役别人而别人还感恩戴德，没有比这种奴役更是奴役了。中国的民间反抗运动很多是反不慈祥的运动，他们认爲暴政就是不慈祥，家长一旦慈祥了，他们就有了"1949年的感觉"，他们就"小平您好——慈祥"了。克林顿先生1998 年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后说，他相信在中国可以近期实现民主。他是把中国的自由寄托在慈祥上了。反不慈祥时，精明的家长也是赞同的，因爲那会动摇他的慈祥专政，而慈祥才是他政治合法性所在。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是不慈祥，所以他也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慈祥反对不慈祥、以及培养人民热爱慈祥的运动。他最不能容忍人们反对慈祥，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那些坚决反对慈祥体制的人，他就使用武器的训斥。"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危害"在哪里呢？"危害"在于学生不仅反对不慈祥，而且反对慈祥。"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那用什麽办法呢？就是用坦克的办法。这已经与"军队不是用来对方学生的"说法矛盾了。"坦克不是对付学生的"这正如希特勒占领了巴黎后说，我们不是来对付法国的一样"雄辩"。 "学生闹事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似乎没有"学生闹事"他们就能"安心建设"似的，他们什麽时候安心过建设？！他们一直在"斗争"，并带动全社会共同"斗争"。这种权力斗争才是他定义的"闹事"。"学生闹事"恰恰是爲了反对"权力闹事"让人民自己"安心建设"！是的，学生闹事的确使他们不能安心建设权力，不能安心"领导"，而"领导""是事物的本质"。 "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把民主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最大污蔑。把现在他反对的东西与历史上定论爲错误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以此证明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同样错误的，这是惯用的"政治智慧"。在" 文化大革命"中，邓本人曾深受其害：在党的正统理论中，资本主义是罪恶的，毛就把邓称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此证明邓是罪恶的。实际上，邓和资本主义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现在邓是青出于兰了。然而，我们发现，他并没有胜于兰，因爲把民主运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这个矛盾将使邓处于尴尬的境地。因爲我们知道，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文革"定义爲"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而邓自称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如果民运就是文革的话，显然是"邓小平错误发动的！" 5、"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这里他就不在乎’干涉别国内政’了——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 邓这一代人对美国的政治"了解"就是这样有限。孟德斯纠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惊诧莫明。辜鸿铭不是也用类似的居高临下的姿势嘲弄过美国的政治自由吗："美国人如此迷恋他们的宪法，实在让人怜惜。"而辜如此迷恋皇太后，似乎是足以让人欣羡的。 6、"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 "表扬"本身就是自上而下的话语霸权。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我的"态度"和当权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更无需你认爲是好或不好，你又有什麽资格以你的标准评价我的态度呢？"表扬"是一种人格上的污辱，你的人格价值是由"表扬者"予夺的，而你自己什麽也不是。我爲什麽一定要和你"保持一致"？我有道德上的必要和真理保持一致，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代表真理。如果一定要同什麽人"保持一致"的话，我宁愿和自己保持一致。在大多情况下，和权力保持一致，更可能和错误保持一致，而在一些时候，和权力保持一致，简直就是和罪恶保持一致。"周"等的态度是"好"的，这是表扬，也是警告，也是分化。这种态度自然是"好"的，与我一致就是好，否则就是坏。这种警告蕴含著这样的潜台词，让我们把他还原：" 你们是什麽东西，你们只不过是我可以随意捏碎的工具，你们只有唯命是从，才得以生存; 你们在这世上，只是根据我的法律而活著……你们现在活著，仅仅是因爲我的幸福、我的爱情、甚至我的嫉妒需要你们奴顔婢膝的服务。……我对真主的所有先知和其中最伟大的阿里起誓，如果你不履行你的义务，我就要象踩死脚下的小虫那样对待你的生命。"（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扎》）什麽东西就不能"改变"？世界上没有什麽是不能改变的。改革不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改变吗？看来这只能由权力"领导"著进行。这才是真正的狂妄。方励之等是二等公民，因爲他们和邓是不平等的，邓对他们的态度，对享有公民权的公民的态度，是完全主人对奴仆的态度："处理要坚决"。这就是邓的" 社会主义的法制"，不是法律要求处理要坚决，而是邓命令法律处理要坚决。 7、"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麽大的作用，要多杀几个，这才能表现我们的决心。" 这仿佛是在谈论杀院子里的母鸡。以如此轻松和霸道的口气谈论杀人，仿佛任何人的生命他都有生杀予夺之权。执法首先不是爲了惩治犯罪，而是爲了"表现我们的决心" ；而别人的生命只是"爲了表现我们的决心"必需的牺牲品和实验品。邓在1988年9月的一篇讲话中说："中央要有权威"。他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法律要有权威。中央的权威是法律赋于的，而不是邓个人"要"的，而法律的权威是公民民主制度赋于的，而不是"革命"创造的。毛动员群衆迫害异己，而邓命令法律整肃异己，然后他把自己对法律的这种污辱称谓"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8、"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 这就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的红卫兵真理。根据这个可爱的逻辑，台湾" 攻击"我们文革杀人太多了,"恰恰证明"我们杀人太多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杀更多的人；美国"攻击"我们环境破坏严重，"恰恰证明"我们破坏环境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进一步破坏环境！ 9、"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爲什麽是50年而不是49年或51年？这个50年的概念从何而来？来自科学的论证吗？不是。来自香港的民主决策吗？不是。他来自"设计师"的"设计"！这个万能的设计师不仅设计大陆人民社会存在或政治存在形式的"质的规定性"，而且也"代议"香港居民政治存在的"质的规定性"；他不仅"代议"中国人政治存在形式的质的规定性，而且"代议"和"设计"中国人政治存在形式的"量的规定性"。"代议制"在中国发展到了彻底"科学"的高度，已经采取了数学的精确形式，的确比西方虚僞的自由制度要优越得多。用算命或数学的口气对有关千百万人命运的问题独自"计算"，这种"数学专制主义"由来已久。"数学专制主义"是"军事专制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或是后者的合法性表演。毛就特别锺爱这种独断方法：“15年赶上英国。""化分私人工商户……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在北京5万工商户中，守法户约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60%左右，半守法户半违法户约占25%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4%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1%左右。”“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字”，“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2%。”……（《毛泽东文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数学结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和民主决策的基础。即使民主决策对未发生的事物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数位判断──在重大的问题上采取算命式的政治决策，这正是哈耶克惊叹的"疯狂的自负"。这种"数位专制"首先起源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唯科学主义"传统，其次就是来自独裁者的独断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教条。爲了证明独裁者判断的科学性，爲了达到胡诌出来的数位指标，经济生産和政治迫害是必然以完成任务的形式完成。这种数位化的政治迫害是彻底的蓄意谋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讲20年。"这里的主体是谁？自然不是邓，那就是后人。有什麽理由要后人服从前代的一个老人的诫命呢？他不仅要爲现代人设计，还要爲未来的人设计；他不仅要现在的人和他保持一致，而且要求未来的人和他保持一致。秦始皇要求后世"定于一尊"，使秦"历万世而久远"，结果二世而亡；华国锋续"大统"，搞两个凡是，不也被推翻了吗？50年不变，你不变，有人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一个说话总是算数的人是不会强调这个话的，只有向来说话不算数的人才总是强调自己说话是算数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当然，我承认，邓在" 一国两制"的这个问题上的确是真诚的，这正是他开明和务实的地方。他这种近乎低三下四的表白，是他和他那个政府在其他问题上一向"说话不算数"的必然恶果。 邓说："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留下来的思想状态。" 不相信在中国在中央政府是由中共执掌时中国人能管理好香港，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在中共几十年建设"硕果累累"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普遍共识。人们是不相信那种权力，而邓把权力偷换爲"中国人"，这足以刺激中国人"说不"了，这一招的确颇费心机。"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爲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是的，但这与"我们"何干？邓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有多少创造繁荣的香港人，是在"我们"的迫害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到香港的。如果这也可以归结爲一种功劳，那麽。是的，"我们"对香港的繁荣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遗憾的是，我们是通过制造政治难民而"创造了"香港的繁荣。另外，根据这个说法，那麽，大陆是完全"以中国人爲主体的" ，爲什麽没有在大陆"创造出香港式的繁荣"？事实上，正是中共不相信（也许更是不愿意）香港人有能力管理好香港，就象他"不相信"大陆人自己可以管理好大陆一样（强调国情而拒绝民主化）。这是"老社会主义留下来的思想状态"。"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谁要求港人治港要有一个标准呢？不是港人，他们是无权的。是邓要求有个标准。那麽，这个标准和界限是谁制定的呢？不是港人，是邓们的界限和标准。那麽这个界限和标准是什麽呢？"就是必须由爱国者爲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那麽，由谁来确定谁是爱国者呢？不是港人，而是"我们"。那麽根据"我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经验" 来看，什麽样的港人才是"爱国者"呢？那就是必须热爱"我"的，与我一致的、而未必是热爱港人的。这里我们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已经恩泽港人了。 邓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判断少了个主语，让我们把它补充完整："我决定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我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完全是一种"朕即国家"的口吻。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这种选择权不需要任何人"决定"或"允许"。"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是中国人不许中国人示威游行吗？显然不是，这是自相矛盾。显然是"我"不允许。爲什麽呢？他是无权的，但他有枪，他是"有枪允许和不允许的"。11、"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这完全是一个灾民理性的政治理论。监狱制度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唐太宗和希特勒的政治制度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如果生活在这种制度中人就是幸福的了，那麽，人类和被精心照顾的畜类还有什麽区别呢。畜圈里的猪群是稳定的，它们是团结的，伙食是不断改善的，也就是说，改善了猪民的生活，它们是得到持续增肥的，也就是说，是得到了持续发展的。总体来说，“邓小平理论”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精神，这比毛根本不承认人也有吃饭需求是一种进步。但邓仅仅停留在这种“进步”之上，他否定人有超出吃饭权利之上的自由。邓仍然是一个独裁者。总结邓小平的“政治错误”至少应该感谢李鹏先生的回忆文章，他谈到的邓的四大功绩正是邓的四大罪状：“提出四个坚持”、“果断平息六四政治风波”、“确定江泽民爲‘接班人’”、“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者”。邓将因这些罪恶被定在审判席上。 对邓小平最大的恭维是称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呼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一个社会的发展不需要别人的来设计，难道每个公民都是没有自理能力的弱智儿童吗？而这个“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坚决拒绝政治改革，这正是邓小平政治模式最大的局限，也是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恶行。遗憾的是，邓的独裁模式被江拙劣倒也传神地复制下来，人们已经发现，这个枪指挥国家的政治模式已经成爲中国走向文明的最大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北京似乎打算通过对邓小平的歌颂而坚决延续这种野蛮和落后的统治方式。告别邓小平及其精神的劣等仆从江泽民，是中国新生唯一的希望。 2004年8月24日定稿(观察) (08/27/2004 13:36) 作者本年此前发表的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