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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四) ——为什麽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何清涟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四、为什麽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四、爲什麽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衆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産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衆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衆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爲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衆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衆心里始终存在著一个理想中的中囯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衆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衆把目前中国存在衆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爲：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爲“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爲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象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衆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爲这是民衆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爲：民衆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爲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爲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爲，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熔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爲“贤相”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衆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衆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熔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著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僞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衆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爲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衆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份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爲“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爲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援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份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爲，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衆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资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资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衆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爲本阶级的长期利益著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産的临界点上，因爲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爲了民衆利益著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爲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衆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産品。而在如今，民衆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资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资讯的权力，镇压民衆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衆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爲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爲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衆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物件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爲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藉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爲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衆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爲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爲中国有著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麽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麽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爲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爲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爲。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用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爲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爲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爲过分压榨而産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07/29/2004 22:58) 作者本年此前发表的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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