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为了人 ----与颜真先生商榷 倪育贤 最近，香港《争鸣》杂志发表一篇署名颜真的长篇文章，文中指名批评中国自由 民主党的“成立宣言”是激进主义，并批评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一群民主浪漫主义者 的组合，指其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起负面作用。作者宣称“中国的现实需要有一 种力量来扮演权威主义的角色，这种角色非中共莫属，中共在近期倒台对中国人民 绝不会是件好事”。 作者多次用耸人听闻的笔法强调中国社会如果一旦失去共产党统治就会丧失基本 生存条件，几千万人民就会非正常死亡，经济就会崩溃，就会发生历史大悲剧，听 起来非常恐怖。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共产党社会就一定会崩溃，作者则没有提供什 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又如作者说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几亿农民就要冲进城市造反， 农民就要像学生一样在天安门广场示威。至于为什么农民会这样做，则对不起，作 者也没有提出经得起辩证的论据。 后来有位自称民联监委副主任的朋友在《世界日报》做了整整一版的广告，极力 推销这篇“杰作”，表示要“全力以赴支持颜真提出的解救中华民族危机的观点和 办法，让这种深具科学性与客观性的看法为海内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及民运人士所 认同”。于是我觉得，也许就该文提出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一次讨论是必要的。 关于“情绪化” 首先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这就是作者多次在文章中提出反对用情绪化的方式讨 论问题，如他在文章结论中说：“也许，有人批评我，你为共产党说话，对不起， 请不要用情绪化的语言讨论问题。” 一般来说，希望别人在讨论问题时不要情绪化，当然合理，但是作者简单地把“ 情绪化”定义为“如果别人批评他为共产党说话”，这就不尽合理了。 判断一个人的某项言论是不是在为共产党说话，确切的依据应该是此项言论中有 没有为共产党辩护的实质内容，如确有其实，那么人们说此人是在为共产党讲话只 不过是指出了一个确切的事实，这与情绪“化不化”有什么关系呢？正如鲁迅所说 ：“指娼妓为婊子，指窃儿为小偷，这只不过是道出了实情，与谩骂恐吓是没有关 系的。”其实为了预防别人批评自己“为共产党说话”而预先准备一顶“情绪化” 的帽子，又何尝不是一种情绪化的做法呢？ 毫无疑问，作者宣称“中国的现实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扮演权威主义的角色，这种 角色非中共莫属，中共在近期倒台对中国人民绝不会是件好事”等等，这显然是在 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作辩护。然而，在此我必须用明确的语言申明，我并不以 为为共产党讲话或辩护就是一种罪过或错误，每一个人都有为其愿意辩护的对象作 充分辩护的权利，问题不在于为不为共产党辩护，问题在于这种辩护是不是有道理 ，如果共产党确有值得称道之处，那就堂堂正正地称道之，何必要躲躲闪闪呢？我 就认为共产党在其历史也确实做过一些好事，如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参加抗战等 ，就值得人们称道。关键不在为不为共产党讲话，关键在于你为共产党讲的那个话 究竟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确有道理，如确是事实，真有道理，那就当然可以为它说 话，也应该为其辩护，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我们也不能因党废事。总之应该实事求 是！ 关于民主运动的出发点 颜真文章中有一段反复强调的论点。他说：“我们从事民主运动的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出发点是对抽象的民主人权理论的崇拜，对专制主义感情上的愤怒，我 们就可能不顾中国现实条件的制约，把西方民主制度直接搬到中国”，“造成中华 民族的大悲剧”。“如果我们的出发点不那么情绪化而比较理智，是对中国具体国 情的深切认识和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注，我们就会放弃激进主义”，而“接受一切 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的理性选择”，即新权威主义或叫做“渐进的改 良主义”。 长久以来，我们不少从事民运的朋友，都未能充分重视和认真思考民运出发点， 也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从事民主运动的问题。而这确实是每一个民主主义者必须 要弄清楚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关键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共产党文化的禁 锢及熏陶，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沿着专制文化的某种思维定向来考虑问题。就连有些 向来自我标榜反传统的民主精英们也难以例外。其中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惯性思维 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期许，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为了 这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人们可以把个人的、家庭的、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全 体公民的权利都置之不顾或随意牺牲。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全民的根本利益。这 种“国家利益至上论”或“全民利益至上论”表面上看往往显得神圣，堂皇而且崇 高。其实却包含着漠视公民基本权利和抹煞人类自由的危险，它是孕育反民主思想 的一种源头。这种理论往往打着牺牲部分人的权利或眼前利益以确保全社会的整体 利益或长远利益的幌子，共产党历来就是以这个幌子来推行它的法西斯统治的。起 先它说为了稳定政权应该杀掉一部分地主和反革命，后来它说是为了社会主义必须 清除一批封资修份子，现在又说为了国家安定必须用坦克去杀学生和市民¨¨。惨 痛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一个社会如果容忍一部份人自由权利的非法剥夺 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自由的丧失，而一个丧失了自由的民族的所谓“国家利益”实 质上必然蜕变为少数特权者的私利。 在讨论民主运动理论时，常常会遇到一批充满着忧患情结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论 证专制的危害及其必须抛弃和民主的重要及其必须争取时，往往用很多的理由来证 明民主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复兴有如何如何的好处和功效。同样他们也用很 多的理由来证明专制对国家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方面造成如何如何巨大的危害。最 后，他们得出结论说，因此他们赞成民主而反对专制。当然，这些论证在逻辑上还 是讲得通的，也确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这种论证有脆弱的一面，因为其中包含着 这样一种涵义，这就是，他们今天之所以赞成民主，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符合国 家利益至上这个标准。那末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民主不再符合国家利益至上的标准 ，他们也许就会弃绝民主。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我们分析、研究、对比了 各种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之后，在我们检讨了中国因实行专制而造成的巨大的人为 灾难之后，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实行民主制度将解除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 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毫无疑问，民主制度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我们可以 充满信心地预期一个民主的中国，将如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成为崛起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雄狮而沛然莫之为御。然而民主制度符合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并不是我 们选择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我们赞成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 明，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选择的最能有效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注意 ，不是集体自由）的一种制度。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即民主是自由的保障这个基点上 ，我们选择民主。一切服从国家利益的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国家利益这个价 值标准之上还有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人的自由。自由与 其他一些较低层次的价值标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由是其他价值赖以发生的母体价 值，失去了自由这个基础，其他价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自由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主要特征，失去自由的人其实只是不具有完整人格的奴 隶和工具。历史证明，自由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的真正源头。民主 的可贵就在于它能最有效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人类自由的基本 要素。至此，我们就可以回复到事物的本源，这个本源就是人自己。 不是有人问我们，你们进行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吗？现在，我们可以用 非常明确清晰的语言回答他： 民主运动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人，讲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为了每一个人的自由！ 关于自由的独立价值 我们说民运的出发点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可能有人会说，你把问题简单化 了。 然而，我认为，民主问题本来就是十分简单的。真理是朴素的，但朴素并不等于 庸浅，简单并不等于空洞。我们必须重新确立自由是人生的根本价值这个观念。因 为这个观念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其实，自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首先 ，自由是自然发生的，也是无法消灭的，这是我在中共监狱里囚禁时萌芽出来的一 个理念。我认为人有一种自然的本能的追求自由的倾向，无论环境可能把一个人的 自由局限到一个多么窄小多么可怜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他就会为自己 尽量扩大他的活动空间，包括肉体和灵魂的，物质和精神的，真正绝对的消灭一切 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自由是发展的前提。大至宇宙、社会，小至家庭、个人，一切有意义的生 存和发展都以具有一定的自由为条件。文化就是人类思维自由的结晶。所以追求自 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一种自然需要。消灭自由是一种反自然的妄想。自由只可能被 一时压抑，但它却一定会冲破压抑它的力量而再生、勃兴而磅礴于天地之间。总之 一句话，自由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 承认自由具有独立价值。这对于确定民主运动的目标和策略，具有非常深刻的意 义。这就是说，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是天然合理的，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人民的基本权利被专制统治者剥夺，那么人们就应该起来，而且必须起来为捍 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因为人民有没有基本权利，对于人民来说具有失去还是 获得生存基本价值的头等重大的意义。人们一旦失去基本权利，其他所谓生存价值 就失去了依托。 在公民被剥夺了基本自由的地方，争取自由是第一位必须予于解决的根本问题。 所以，为自由而斗争是无条件的，它既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受种族的限制，它不 应以肤色为区别，也不应以文化为区别，它不以经济贫富为转移，也不以人口多寡 为转移。有人说，因为中国太穷，中国人太多，中国经济不发达等等，所以中国人 民没有权利来争取自由。这种论调，其实是对中国人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这种论 调无异是宣称，中国人没有做人的资格。 颜真说以人权自由为出发点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不是从具体的中国国情出发。 这种说法大可商榷。前人说过“再也没有比自由更可贵的了”。我想补充一句是， “再也没有比自由更实际的了”。自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再具体不过的切身问题 。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每一个人，只要他还有感觉能力，都必定能具体细微地，深 刻真切地体会到失却自由的痛苦。只是有一批人被长期的共产党文化所毒化，他们 把公民失去自由当做理应如此的正常生活，因而麻木成性罢了。有机会逃离中国这 个极权大篱笼的几万名留学生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愿回去，难道他们都是贪恋外国的 物质生活的利禄小人吗，难道他们都是吃了牛奶面包就忘了祖国故土的负心儿女吗 ？当然不是。我想，每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会了解，他们之所以不想回去或不能回去 的一个最根本的实际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生活在共 产极权制度下的人民拼命也要逃离故土的根本原因。这个空前的逃亡潮，正是人类 渴望自由本性的最好证明。在中国大陆，人们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也没有迁徙的 自由，没有讲话的自由，没有不被杀的自由，甚至没有不杀人的自由……。可以说 ，人失去自由的经验，是一切人生实践中牵连最广，影响最大，感触最深的一种实 际经验。几乎可以这样说，大部份在中共专制下生活过的中国人，包括大多数中共 党员都有一本基本权利被剥夺的血泪帐。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被这个专政迫害 过的成员。作为这场民族大浩劫的承受者，我们怎么还可以说自由只不过是一个抽 象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呢？ 要弄明白自由是抽象问题还是实际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可以去问一问那些 六四逃亡者，他（她）们会告诉你，自由是什么？ 关于“国情” 作者说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国情。 用“国情”两字来反对民主革新，这是顽固派的老套头了，可以说是他们的常备 武器。但以改革拥护者自居的朋友们也用“国情”来当盾牌，来反对民主就有些拾 人牙慧了。其实一个中国人说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句话是很愚昧的，因为 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中国人不适合做人的同义反复。 在“民主”“人权”“自由”这些概念上加上“西方”的这个限制词是可笑的， 因为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共同的基本准则。把民主、自由、人权 分为东方的、西方的这种划分就十分荒唐，这就如人们硬要把太阳划分为中国人的 太阳或者美国人的太阳一样莫名其妙。当然民主制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其 核心内容即人民的选择权，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那与西方东方是毫无关系的。 国情当然是必须考虑的。但中国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国情差别在哪 里？就在于别国有民主自由，而中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区别，这才是最基本的国 情。所以，正是为了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才从事民主运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扫清道路。 颜真等人说，实行民主需要一定条件，而中国目前不具被这些客观条件，因此必 须等条件成熟了再来争取民主。 必须指出，建立民主制度和建设健全的民主社会是两个不同概念。我们应该看到 ，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发达的自由经济、成熟 的中产阶级、充分发展的公民社会、良好的公民素养等等，但是争取民主制度并不 需要这些条件。实际告诉人们，在一个极权专制社会中，只有首先建立民主制度之 后，才有逐步满足上述这些条件的可能。因为极权专制剥夺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条 件----人的自由。因此它堵塞了建设正常的民主社会的一切通道。在极权专制下， 什么自由经济、什么中产阶级、什么公民社会、什么文化教育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 发展。因此，要求在极权专制羁轭下的人民必须先满足了健全民主社会的若干条件 后再去争取民主就等于要求一个未出世的胎儿先要拿到博士文凭才准于出生一样荒 谬绝伦。这种论调，实质上必然会归结为民主运动取消论。当然，这个结论比任何 东西更符合邓小平及其帮凶和帮闲们的胃口。 关于“动乱” 现在反对民主运动的一条重要理由是民主运动会造成动乱，颜真写的那篇文章中 这样说：“中国的统治者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会陷入大动乱，这是他们手中的最 后一张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夸张和恐吓，而是严 峻的事实，当问题提到避免大动乱、避免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层次的时候，民 主的焦虑就被生存的焦虑覆盖了。” 对“动乱”必须加以分析，因为中共反动派向来把一切民主运动诬为“动乱”。 而事实上，民主力量反抗暴政的斗争必然会破坏极权专制的安定和稳固，它一定会 动，也一定会乱，所以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否定动乱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应有立场 。甚至连毛泽东也懂得不能笼统地反对“乱”的道理，他说“乱”有两种，一种是 乱了敌人，一种是乱了自己，我们赞成前一种乱，反对后一种乱。应当承认，撇开 什么是敌什么是我的含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前夕有个革命 党人詹大悲在《长江报》上发表一篇轰动一时的时论，题目是“大乱者，救中国之 药石也”。可见对于“乱”，人们一直有两种不同态度。满清政府一向称孙中山等 人为乱党，就像今天中共称民运人士为动乱分子一样。 共产党是统治者，当然它不希望乱，害怕乱，但如果一个追求民主政治的人处在 极权专制的黑暗统治下也不加分析地反对“乱”害怕“乱”，这就匪夷所思了。民 主运动的目标是要用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制度。而推翻中共专制的过程当然意味着 旧权威的消亡和新权威的确立。制度的交替，政权的更迭，这个过程毫无疑义会打 破原来的旧秩序，反动派把这个叫做乱，而人民把这个叫做解放。 列宁说：如果一个革命者忘记了革命是世界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我们可 以把这句话改过来说，如果一个民运人士忘记了民主运动是世界上最为正常的秩序 ，这就糟了！ 现在有人说“人民都反对乱”。 我看未必。最有说服力的是八九民运，成百万市民上街游行，也就是起来“乱” ，这该不是被人强迫的吧！据我从很多大陆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是，“六四”屠杀之 后，人民对中共法西斯政权的愤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深广，是一种“时竭日丧 ，吾与汝俱亡”的心情。人民求变心切，听到哪里出了什么乱子就高兴。怎么能武 断地说人民都怕乱呢？当然，最怕乱的是中共反动派。他们杀了那么多无辜人民， 千夫所指，如芒在背，当然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六四之后，中国像一个布满 了易燃物的火药库。我们不知道何处何时会爆出一颗火星，把这个万恶的魔窟炸毁 ，但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制造摩擦，增加它的起火点。这个工作不会白做，因为我 们知道时间在我们这一边，终有一次我们会把火点着的！ 关于“生存条件” 作者认为一旦中共垮台，会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专制的卫道士们动辄用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来吓唬我们老百姓，他们的逻辑实在 奇怪。他们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固然它杀了人不对，但你们不能反抗不可搞民主运 动，因为万一推翻了中共当权派，中国就没人管了，就要天下大乱，就会死很多人 ，因此，你们千万不能推翻共产党。只准共产党杀人，不准人民反抗，主张这种说 法的朋友其实得了一种病，叫作惯奴症。他们以为民主就是破坏而不明白民主本身 就意味着秩序和法律。我们为什么要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中共极权专制是人治而非法治的一种制度。民主政体是用法律的权威来代替党的和 独裁者的权威。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中共政权被推翻，民主政权的建立就 一定意味着几千万人死亡，我看不出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这种威胁意味着 谁要推翻中共，中共就要屠杀几千万人民的话，那么对不起，这就更增加了人民推 翻这种法西斯政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更加激励我们必须尽早割除这危险的法 西斯毒瘤。 作者说，“推翻中共政权，几千万人民就会非正常死亡”，这正是历史的颠倒。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上，人为地直接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政权 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远的不说，仅以中共掌政四十年来 ，被杀死、斗死、囚死、饿死、迫害死的人口，初略的统计就超过四千万人之众， 平均每年虐杀一百万人！ 这个数字超过了在中国历代专制统治下牺牲者的总和。颜真说，民主运动会破坏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他所说的生存条件是指什么？是阳光、空气和水分？我不明 白，为什么我们民主主义者要推翻中共极权就会破坏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民主运 动不会扔原子弹也没有原子弹。我们既没有核子武器，也没有生化武器，我们甚至 没有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可能去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退后一步讲，即使想破坏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事实上一直在破坏中华民族生存条件的人是有的，那就是 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这个党在中国大陆上搞了那么多以数亿人民生命财产为实 验品的共产主义实验，一个大炼钢就毁了多少万亩的森林，一个大跃进又毁了多少 万亩的良田，一阵共产风又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共产党自己坏事干多了，就常 常以为民主政权也会像它那样胡搞。其实，只有民主政权才能真正避免生存环境的 破坏，只有民主制度才是真正避免重演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 ，人们正是为了杜绝这种大悲剧的发生才决心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在 民主制度下，政府才能按照人民自己的意志来保护人民的利益。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七期(一九九一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