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理想──杨银波的人生故事和写作经历

杨银波、张敏


张: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也许您还记得,在几周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曾经播出过一首新歌──《不灭的理想》。《不灭的理想》这首歌,由盘古乐队作曲、演唱并制作,歌词作者是网络作家杨银波先生。今天请听专题报导《杨银波的理想》,先请听杨银波先生关于《不灭的理想》这首歌的一段谈话。

杨:《不灭的理想》这首歌所包括的,一个是激情,另一个就是闷雷般的感觉。

张:你说的是“闷雷般的感觉”。

杨:对,闷雷。激情,它是呼唤一代又一代的崛起者,为创立民主社会而不断奋斗,力扫专制污秽。在这种激情的背后,实际上有很多淤积在我心中的苦闷,以及亲眼目睹目前这个社会的广大民愤,感叹这个国家真的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有这样一种深深的苦闷,深深的压抑。

张:杨银波先生出生在重庆永川市农村,他现年21岁,住在广州,父母亲都是外出打工10年以上的农民工。四年前,17岁的杨银波是重点中学高中拔尖的学生,这年他决定申请退学,从此走上写作道路。他先以笔名“金甄”写作,后以笔名“斗志”进入互联网,去年他创办了电子刊物《百年斗志周刊》,已经发行了80多期。近年来杨银波先生发表《郑贻春采访录》等多篇采访录,《东升农场危机》、《中国民间村级罢免报告》等多篇民间调查报告,创作歌词也是杨银波先生写作中的一部分。杨银波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了为《不灭的理想》这首歌担任作曲、演唱和制作的盘古乐队。

杨:盘古乐队演唱《不灭的理想》的时候,他们的表达很准确,尽管他们是在非常简陋的音乐设备之下把这首歌创作出来。盘古乐队是中国地下非常有争议性的有才气的乐队,音乐风格是朋克,具有很强的颠覆力量,他们的胆识在目前中国已经成名的这些摇滚乐队里面还很难找到。

张:能不能请你讲一讲你写出这首歌词的经过?

杨:7月12日,当天我的朋友杜导斌写了一个二审的辩护词。7月12日之前,有个世界摇滚乐5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全球有1000多家电台一齐播出著名摇滚歌手猫王的歌,我深受感动,而且那一天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摇滚CD、VCD、磁带当中度过的,我对摇滚非常热爱。7月12日,我对歌词进行最后定笔,之后把它投给《民主论坛》,并通过电子邮件把它寄给盘古乐队的两位成员,一位是敖博,一位是段信军。7月18日那天,敖博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杨兄,这才是真正有血性的摇滚歌词!”段信军就马上开始谱曲,最后敖博完成音乐混缩这个过程。8月6日,《民主论坛》发表歌词。

张:现在住在纽约的《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谈他对这首歌的歌词的印象。

洪:《不灭的理想》这首歌啊,我也看出有一点意思。他的歌主要讲了三点:一点就是我们这些运动者是有正当性的,那些要我们沉默,那些要我们不讲话的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凶手,他的第一点是先讲这个。在最后他提出,即使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他希望在这种暴政之下,中国人这种理想之声还永远地响彻在历史的天空。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是一代接一代的。第三点,他在中间也描述了,他看到了一些民众的抗争,他从这里也感受到暴政之下有不少中国人在走上胜利呀。甚至从一些镇压的例子当中,他也看到了胜利的迹象。

张:杨银波说,在1个多月以前,这首歌的演唱版被送进互联网。

杨:8月12日,在大陆网站《我99音乐网》第一次公开发表这首歌。在歌的后面,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能再见到我,如果我们曾经一起奋斗过,就让我们不灭的理想之声,永远响彻在历史的天空!”这段话看似很悲壮,确实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其实在这首歌词的后面,包含着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个祖国,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生存环境有深深的眷恋,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所遇到的这种艰难。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超出个人的一些局限,来做一些对于公众而言、对于民族、民主而言的有价值事情,抱着一种天下为公、不断奋进的精神。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艰难而使自己遭受到损失,那也并不值得太可惜。

这种一种精神它不能断,历史证明这样一股精神也是不会断的,反抗暴政的精神永远存在。我把它称之为一种“暴政”,可能在官方人士看来过分了一点,但是这些年我走入社会底层,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样的形容实际上已经够客气了。“这是我们的热血,不是他们的机器;这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他们的奴隶”,我们中国人做奴才、奴隶做了多少年呢?实际上《不灭的理想》所表达的也正是这种希望“人民主权”的思想。我自己在非常苦闷的时候如何超脱呢?就是把我的一切情感,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旋律,变成一种音乐,它可能比文字流传得还要广一些。我的一些歌词在地下流传得比较广,拿到我歌词的摇滚乐队可能有50家左右。

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词的呢?

杨:最早写歌词,应该在16岁左右。

张:你还记得当时的歌词吗?

杨:写的是《动物凶猛》。

张:当时你是怎么想到写这首歌的?

杨:我早晨一起床,突然发现周围太过平静,人们都生活得非常平谈,面对连眼睛都看得见的这些罪恶,视而不见。我当时就有一种比较畸形的心理,很渴求自己成为动物嘴巴里的一块食物,希望我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哪怕我被它所消灭,我也仍然要活出我自己的生命。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却没被发觉,当时我有种失落感,实际上我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是“别人”发觉你、发现你,而是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精彩。

张:我问杨银波先生,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请他谈谈他的经历。杨银波先生说,他1983年3月出生于重庆永川市农村。

杨:我母亲叫梁如成,今年已经49岁了,她是一个多病之人,受了很多劳累。我父亲叫杨庆华,有一些常人的特点吧,喝酒、打牌,常人做的事儿都有的。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做庄稼,我们家的田土也就那么两亩多,也没多大收入。农村啊,不出去打工就没有钱。当时我们吃的东西,比如我们每一年养的猪都是拿去卖,很少拿来自己吃,过年或者其它特别的时候,每人也就那么一两块肉吧。我父母1993年出去打工,一直到2003年我母亲才没干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前十年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后十年他们在外面打工,其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我和父母共同生活也就那么十年左右。但是在这样的穷困的生活当中,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受苦。我的第一个十年,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甚至还做过不少农活。农村很苦,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很想哪一天为他们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所以今年2月份我回到家乡,专门对我们家乡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调查。

张:你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呢?

杨:我的一生,回想起来只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是退学,第二个就是正式写作。

张:你为什么退学?你上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

杨:很小的时候就是全乡第一名、全镇第一名,一直成绩很优异。我的思想变化最大的,还是在我17岁的时候。我当时进入的是省级重点中学──重庆直辖市重点中学的高中部,叫永川萱花中学。我是2000年7月1日退学的,那么在这之前我读的是高中二年级,快要读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所看的书,或者言语、行为,就有点跟其他同学不大一样了,很多人觉得杨银波是个“怪人”。我当时一天到晚都在看的一些书,比如巴尔扎克、鲁迅、李敖、胡适、台湾的殷海光等等,随身都陪伴着我。当时我很特殊,而且还得到了老师的允许,比如可以不做作业、不听课,有的时候甚至别人上课的时候我出去溜达了,跑到图书馆、书店等等,我就成了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当时的政教处主任叫陈治奇,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就说:“杨银波,你成了一个少年游侠啦!”

张:你为什么要这样?当时到底怎么想?

杨:当时我的内心实际上很苦闷,我觉得我的人生所过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生活,我想过一种有所成就、有所作为的生活。2000年7月1日之前,我写了一份有6页纸的《退学申请书》,给我的班主任朱平先生。

张:你申请退学是一时的决定还是考虑过很长的时间?

杨:我想这个想了很久。这个《退学申请书》所谈的一些理想,绝不仅仅是为什么退学,而是讲为什么反对专制教育。比如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一大堆东西,我提出我个人的异议。而且我尤其提出对文化的不同看法,对人才的不同看法。什么叫第一流的人才?比方说,我说人才起码应当有一种大人格,他的使命也不允许他去浪费时间,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在这个课堂里面坐下去,时时接受僵化的考试、笔试这样的东西,我没有兴趣了。并不是说我杨银波成绩不好,相反我当时在一个重点中学的高中是?昙兜谝幻N揖醯梦矣Ω们笳嬷叮晕艺?人生的成长、发展都有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知识。

张:你认为什么知识是你所说的这种真知识呢?

杨:比如说,精神上的东西,人格上的东西,文化上的东西,以及对政治的理解,对法律的新的看法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后来还看了一些经济方面的东西。

张:你当时的班主任看了你的《退学申请书》以后,他怎么说?

杨:我万万没有想到,7月1日我碰到班主任朱平先生,我问:“你自己的态度怎么样?”他说:“回去吧。”带着笑容地对我讲。我和他的关系很好很好,我当时很兴奋,然后我就收拾东西,坐火车回到了家乡。一回到家乡,我跟在家里的爷爷奶奶讲这个事情(当时父母在广东),他们当时都很惊讶,他们反对,觉得:“你不读书,你干什么你?”我尽量地说服他们。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走了很多地方,开始真正的调查,比如说你家里的税是多少?你的土地是多少?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才涉及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之后我就拿着一点钱,去学电脑,一边调查一边写作。2001年10月8日进入互联网,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文章都被打进了互联网。一直到2003年4月7日在《观察》首发第一篇文章《郑贻春采访录》起,才正式开始了稳健的生活路数。

张: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播出的是专题报导《杨银波的理想》,访新歌《不灭的理想》词作者──现在住在广州的网络作家杨银波先生。杨银波先生今年21岁,他出生于重庆永川市农村,父母亲都做过10年多农民工。杨银波本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拔尖学生,他在17岁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退学,开始写作。杨银波先生回顾这几年走过的道路,谈他的心得。

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也反思了很多东西。我今天把我这一两年里面收到的信汇合起来,一共有3,000多封信。今天刚刚打开信箱,又看到其中一封很特别的信,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写来的,那个孩子还在念书。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信里面说:“人无风浪之撞击,则无血泪之存在。”这句话是我写的一篇文章《杨银波遗书》里的一句话。他说:“由此看出你是从苦难中走出,可你竟将苦难化为一种做人的力量。而这些恰恰是今天的青年人所欠缺的。今天的大多数青年学生都将金钱和享乐放在第一位,他们和‘6.4’一代的青年是截然不同的。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和在网络交识的年轻朋友里了解到,他们是不关心国家的,这一点叫我很伤心。我伤心的是中国这15年的教育犹如一把利剑,夺走了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所以,我特别欣赏你过去的一种行为,宁可退学,也不受一种奴化教育。”这是他给我的信。尽管我反对专制教育,但是我不反对知识,更不反对教育,相反我要帮教育的忙,这是我的一个立场。

张:持这样一个立场的杨银波先生,退学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请听现在在美国的《新世纪》和《议报》总编辑张伟国先生的一段谈话。

张伟国:杨银波是《新世纪》和《议报》的一个很突出的国内作者。作为一个从网络上崛起的新的网络作家、网络写手,他的特色和个性是相当突出的,主要就是贴近这个社会,追踪一些官方媒体没办法报导的,海外媒体又鞭长莫及、力不从心的那样一些题材。他深入实际,做实际调查,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躲过了很多风险。现在应该讲已经相当有成就了,在网络上已经有他自己的风格。

张:你看主要是什么样的风格?

张伟国:他比较擅长追踪调查报导方面。他另外一个特点呢,是相当的快,在网络上他是少有的快手之一。还有一个,我感觉他是个多面手,包括他作词的歌曲、采访、调查、统计。象我们这期《议报》发了他对王怡80万字的网络作品,他做了一个索引目录,帮助研究大陆青年学者王怡的思想发展脉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我来信提到了想推动一个“网络新文化运动”,我想他作词啊,他在网络上的一些努力啊,实际上都已经是“网络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了。我的感觉是很有意义的,我跟柏克利的研究人员,也跟网上的一些其他朋友也在酝酿,希望能够帮助他来做成这件事情。反正现在我的感觉,举目望去啊,中文网站不可能没有杨银波的名字,哈哈。又年轻,又勤快,这方面我感觉他是大有希望。

张:谈到杨银波先生在网上做出的贡献的时候,张伟国先生还说──

张伟国:他的一些贡献呢,比如海外的《民主论坛》6周年的时候,他统计了他们6年来海内外在这个《民主论坛》上所有发表作品的每一个作者,每一年里面发表文章的比例,相当有意思,他也相当有心。那么这样一来呢,实际上把一般转眼即逝的网络的这种东西,通过这种研究方式起到一种沉淀作用,把一些精华给留存下来。如果?扑侵形耐缑教謇锩娴囊豢判滦牵Ω檬遣晃?过的。

张:张伟国先生刚刚提到,在杨银波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中,包括对海外网上刊物《民主论坛》创刊6年来作者作品所做的统计分析。就此,《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说──

洪:我非常非常高兴啊,对我们的作者做了很好的分析。

张:杨银波对《民主论坛》作者作品做统计,他自己也在《民主论坛》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洪:小杨啊,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在大陆的运动者当中,可以算是最年轻的一位了。但是他所做所为,他的所想啊,几乎是一个已经走过一场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运动的老手,我们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杨银波在目前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今后的中国民主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如何来保护这个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张:网络作家东海一枭先生本名余樟法,现在是民间学术机构──南宁震旦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我请余樟法先生谈谈他所认识的杨银波。

余:应该说我是一直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很热情的有才华的小青年。我们在21岁的时候好象是什么都不懂的,他已经对这个社会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了,也有一定的自己的思想,也看过不少的书吧。他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对弱者、穷苦人很热情,对特权、专制正义凛然,也比较乐于助人。我曾经送给他一首旧体诗──《赠斗志》,“斗志”是他的网名,这是小朋友斗志当时赴西藏的时候,我给他送行的一首小诗。

张:听众朋友,请听我的同事嘉远朗读这首诗。

赠斗志

多少庞然物,入眼等鸡雏。
忽惊小斗志,意气一何殊。
疾俗厌时髦,好古耽诗书。
追梦复追日,摇滚入江湖。
忧生更忧道,嶙峋一身孤。
见我欣下拜,手谈探骊珠。
倦眼为尔开,老怀为尔舒。
西藏尔独往,东山我幽居。
往者气浩荡,居者意踯蹰。
相送歌一曲,相迎酒一壶。
他日风云起,相携展龙图。


张:余樟法先生继续谈他对杨银波的印象。

余:他待人非常热情,对弱者、穷苦人很同情。眼下他就在做一件事,辽宁的杨春光──一个自由诗人,生活一直很艰难,最近生了一种病(新型脑血栓、多处脑梗塞),记忆力逐步逐步地衰退,杨春光的太太就把这个事情和杨银波说了,杨银波本身的生活就很不容易,他拿着1,000块钱汇给了杨春光的太太,然后他又写了一篇为杨春光呼吁的文章(《紧急求助:杨春光被诊断为多处脑梗塞》),放到网上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海内外不少的热心肠人士帮助杨春光了。斗志这个人呢,他以前在广东为一些农民工呼吁,做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理想性的青年,这方面我倒是远不如他,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欣赏。

张:在北京看到《不灭的理想》这首歌的歌词的社会学者张耀杰先生说──

张耀杰:这首歌写得很有激情,很好一首歌词。这样一个小伙子,从农村出来,20岁左右就可以写出那么多文章,搞出那么多事情,而且能办一个网刊,很不简单。中国农村如果有50个、100个杨银波的话,中国农民的命运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变。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东西写得多了,有时候比较粗糙一点。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很可贵,象这样的人多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可惜的是太少了,太少了。我觉得银波有些话和有些事情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先保重好自己,不要太冒险,让家里的事情慢慢的好一点。

张:我问杨银波先生,现在靠什么经济来谋生?

杨:到现在为止,都是完全靠稿费生活。

张:稿费够不够生活用?

杨:最初的时候很低,现在的稿费可能每个月3、4千块吧。我要负责持家,要给我母亲治病,在家庭和社会调查方面花销很大。再有一个,我有一个义务,我们杨大家族有30个人,30个人里面我的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他们在教育方面很大部分都是我完全无偿地帮助。比如我的堂妹杨蓝蓝,他在重庆读医学院三年级,这次她的学费一开学就要4,000多块钱,我马上就给她寄过去了。

张:你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杨:我现在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房子里面,房子有3、40年的历史,房租是80块钱一个月,和在这里打工的最穷的民工所住的房子差不多。我习惯朴素,习惯俭朴。

张:平常你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杨:比如说最近这1个月,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每1天的工作时间平均下来都是16个钟头啊。我今天睡了5个钟头,今天是19个钟头没睡觉,总觉得一大堆的事情都在等着我去做。我就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会无聊。许多人的无聊,我估计是太过关注自己就会失去自己,就会无聊,这是我的粗浅的哲理,哈哈。我就是无聊不起来。

张:那你用什么时间来进行体育锻炼或者娱乐?这些内容还有没有?

杨:几乎没有。

张:那这样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杨:很差。现在的体重只有90斤左右,胃病还有一点严重,其余的嘛,贫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在尽量地保重自己的身体。天气太热的时候,我一般不到户外调查,大多都是在民工房内。我有一段时间和民工长期地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为了取得最真实的调查采访效果,开玩笑、喝酒、打麻将等等,都陪他们。

张:你这样努力地工作,面对未来还有什么理想?

杨:我将来的理想,其中一个就是继续对目前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分负责。毫不谦虚地说,我具有这种资格,因为我的资源确实已经足够多了,读者对我的厚爱,长辈对我的关心,同道对我的认可,以及互相交流等等,也就是说我面对的这个群体对我非常友好,我很感谢大家看得起我杨银波。我很希望以第一流的作品,以血泪写就出来的作品回报给大家!

张: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议报〕 (10/01/2004 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