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汉源、揭阳事件的启示 吴庸 重庆万州、四川汉源、广东揭阳事件表明，民间维权活动已从个别的、零散的、小型的、短暂的活动走上普遍的、集中的、大规模的、持久的抗争阶段。民众抗争不仅数量扩大、时间延长、相继性紧密、呼应性增强，而且一点即燃、蜂拥而聚、顽强搏斗、不为所挫，这些则显示某种程度质的突破。不妨比较一下两年前辽阳铁合金厂的维权活动：那时该厂工人联合其他厂的维权斗争虽取得一定规模（万人大游行），造成一定声势，但总的说颇显孤立，缺少呼应，震撼力不足，所以小小派出所就可以把两名工人领袖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而叫去“训话”，发出“警告”，工人最终仅获得经济补偿，却以两位工人领袖被镇压而使维权之火熄灭。反观今日，万州事发，迫使重庆市委书记急忙奔赴现场，万州区委书记从中央党校接令匆匆回渝；汉源骚动，迫使省委书记下至基层，就连这位封疆大吏也束手无策，换来中央政法委书记坐阵指挥，于是汉源、揭阳动用暴力大肆镇压，导致流血、伤亡，不过压迫越烈反抗越甚，汉源农民与学生抬尸游行，捣毁军人指挥部住地，揭阳火焚收费站，因消防车轧人致死而将其烧毁。暴力镇压无效，才引出中央关于汉源事件四点妥协方案，才有对揭阳被轧死少年亲属赔偿28万元、中央工作组支付抚恤金5万元，并答应退还建桥民间集资1000万元。民众维权的初步成果不可小觑，试想建国后当局何曾对民间示威、抗暴作过如此慷慨让步？ 不仅迫使当局让步，而且使农民形像焕然一新。不论过去或现在，农民一直以顺民姿态呈现于社会群体中，作为无权者习惯于忍受有权者的野蛮欺凌，作为无势者习惯于忍受有势者的横征暴敛。即使在大饥荒时期，被县乡干部把口粮、籽种逼走，自家活活饿死也没想到打开国家粮仓散粮以延续自身生命，所以陈云赞扬这种人是“最好的人民”。这些生产粮食者何曾想到维护自身的粮食拥有权，何曾知道这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任何人不得剥夺的生存权？农民太安分守己了。只是到现在，当权势者宣布要廉价收购他们赖以为生的良田并要将他们驱赶至难以为生之地时，面对生死存亡之际，汉源农民忍无可忍才奋起抗争，要求公道。农民显然领悟了再不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只有“豁出去”才有望求得生存权。于是以五六万之众静坐工地阻止大坝截流，以10万之众抬尸游行抗议军政暴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显示的英勇抗争气概是半个世纪以来破天荒的。它们将作为标志性事件写入21世纪大陆农民运动史。 万州、汉源、揭阳事件还表明，当权者以侵害百姓权益甚至不惜以剥夺百姓生存权为手段，搜括、抢劫社会财富。汉源修建电站涉及耕地4.4万亩、移民10万人。政府与建设单位勾结，将田亩赔偿标准由2类降为5类，并确定以14年前的赔偿标准支付，农民自然大亏。县城居民搬到新址要再出一半钱才能买到搬迁前相同面积住房，也是大亏。这些，其实就是正在大陆上演的“最后的晚餐”的缩影。不同的是，各地因拆迁而受害的群众或个体自焚或个人上访，均被打压，无以鸣冤，甚至进京上访竟被劫持而去，百般迫害，汉源农民则以10万之众抬尸游行，唤起世人关注，军警镇压之残暴就这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从遮掩，由此引发部分学校停课、莱市关闭、店铺关门、机关停摆，全县几乎完全瘫痪。由此不难看出官府对民众的剥夺已至忍无可忍程度。这类官民矛盾的积累达到临界状态，所以会突然因一民间纠纷而爆发为万众齐轰州政府，这一爆炸性事件背后隐藏的是万州移民待遇不公，全城“产业空心化”，失业工人无以为生，愤怒已至极点。揭阳农民焚烧收费站，大火照亮天穹，燃起的则是对横征暴敛的怒火。这一桩桩、一件件实际是一声声庄严的质疑：与民对立、盘剥百姓的政权凭什么资格存在？这就是民心所指，民意所聚！这些声音的不断凝聚，逐渐扩大，其最终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万州、汉源、揭阳维权运动是自发的。自发性群体抗争的特征是：（1）啸聚性：一声呼啸就万众齐发；（2）群集性：没有固定领袖，勇敢者具有较大号召力；（3）经济性：抗争目标多指向经济利益不公；（4）短暂性：眼前目标达到或无法抗拒迫压袭来立即化整为零；（5）暴力性：这是发泄不满的必然渠道。群体抗争的暴力倾向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如果不是移民待遇不公、“产业空心化”，大众就不会砸州政府。如果不是过桥收费不公，大众就不会烧收费站。当然，暴力抗争是非理性表现，是“自发性”的冒险冲动。群体抗争只有从“自发性”过渡到“自觉性”，才可使群体从感情冲动升华为理性规范。应着重指出，对群体抗争的暴力性，政府不是首先检查“官逼民反”，转变政府对民众的压制态度，而是先抓“打砸抢烧分子”，企图以这种手段震慑群众，说明政府依然站在反民众的立场行政。这样的立场只会招致更多暴力抗争，乃至引发大范围社会暴动。结果是，社会因暴力的巨大冲击而决然分裂，民间的突发事件会在血泊中造成民族的巨大损失，这是应该避免的悲剧。 自发性群体抗争水平尚待提高，即从自发的经济要求提高为自觉的政治要求，反抗一切暴力压迫，要求推倒强加的专制制度。提高过程也就是启蒙过程：启发群众不断摆脱专制蒙昧，接受结合群众切身感受的民主意识不断输入，培养群众逐渐习惯民主操作程序，使民主理念化为群众自觉意志。这一切，群体的自发性抗争是无法凭自身力量完成的，必须有外界的强力引导。从这个观点看，就会感到当前民运之不足：事件爆发后，仅有“民主中国阵线”等五团体发表声明，吁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暴政；若干民主人士联署声明，支持群体抗争；一些评论文章，分析事件意义。此后就渐趋平静，各走各的路。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群体抗争向民运提出的重要课题：将民主纲领落实到风起云涌的工农维权活动中，使民主诉求具备广泛社会基础，形成拥有实力的政治力量。这是一项严肃的课题，它的施行意味着民运人士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工农群众获得维权的正确途径，相得而益彰。这对民运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目前，只有个别人士曾经从事这项工作，如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律师俞梅荪、李伯光，他们是先知先觉者。须知，离开工农运动，民主理想停留在知识界的小团体水平，肯定不能形成巨大压力，社会的民主转型自然难以完成。 来源：新世纪www.ncn.org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 (12/18/2004 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