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前政治」与逼上梁山 ——重庆万州民变述评 任不寐 最近一周中国大陆官民冲突持续升级，其中尤以重庆万州事件为代表，数万示威民众与政府员警发生暴力冲突。与此同时，河南发生“今年以来最大矿难”，死难人数可能达到148人。无论如何分析万州事件的原因，河南惨案事实上为中国民变提供了最为具体的解释──被暴政、贫困和死亡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中国弱势群体”，当和平上访毫无效用，政府无动于衷并变本加厉予以镇压的情况下，“门前政治”可能走向“暴力革命”。在政治上，显然政府应该对这一悲剧承担责任。这一政治危机的表面化，也说明1989年以来的戒严体制已经彻底破产，中国社会正在为江泽民主义15年的犬儒统治付出代价。未来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陕西榆林事件到重庆万州事件 2004年10月初，“三岔湾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村民”发表了“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该呼吁公开了刚刚发生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三岔湾村一件令人震惊的案件。呼吁书称：10月4日□晨3点，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员警包围该市榆阳区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在抓捕与反抓捕的过程中，员警开枪，到目前为止，受伤的农民50多人，其中重伤27人。此次行动的指挥者为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市公安局长杨勇。陕西榆林事件仅仅是近年“门前政治”异变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已经表明，中国当局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众请愿事件，已经开始动用暴力手段加以镇压，“稳定压倒一切”在“执政能力建设”的旗帜下卷土重来。 陕西事件尘埃未定，重庆万州再度爆发流血事件。事件大致经过如下：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万州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部。胡自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事件由此引发众怒，数万人到万州市政府门前抗议，万州当局派出上千防暴员警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并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官方报导称胡权宗的真实身份只是一批发市场的临时工，而有线民则指打人者是当地国税局局长。有目击者给《议报论坛》投书称：当时“政府后门已被扯开，石头跟流星雨一样往里头砸，……在一阵起哄声中，群众冲进后门大约5米，前方的人就被武警打出来了……一团火把政府后门的车子点燃……中国所有媒体对万州事件避而不谈，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人民日报网于10月20日宣称万州事件“事态已经平息”。但法新社报导说，星期四，警方说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目击者说在市中心仍有小型的抗议；与此同时，重庆骚乱后警方逮捕了40人。 几乎与此同时，10月22日上午，安徽蚌埠万名退休工人集会示威。现场目击者张林说，至7时40分，数千工人开始占据道路，阻断交通。最高峰时达到万人。直到中午时分，交通仍然断绝。张林说，蚌埠纺织厂是蚌埠市大型骨干企业，仅退休工人即达万人。纺织行业被称熏地上煤矿，女工的辛苦程度可以和矿工相比。尤其是布机车间的挡车工，长年累月在强噪音环境中长时间工作，普遍患有各种行业性疾病，但是当局却长期拒绝承认这是一种职业病，拒绝给以特别医疗保障。据示威者表示，此前几天，合肥纺织厂的数万名退休工人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示威，迫使合肥当局增加了退休工人的工资。示威者普遍认熏，面对由贪官污吏组成的政府，只有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上周另外值得一提的骚乱事件还包括：2004年10月22日晚6时许，长春市二道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近百名工作人员在经纬南路拆除一有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时，遭到附近400余名居民的围攻，导致行政执法局近50名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受伤，其中2名执法人员伤势比较严重，随后被送到中日联谊医院进行紧急救治。该报导说：“就在执法人员对玉龙食杂店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及向外搬运时，百余居民从各自家里涌出来，手持镐把、木棍、铁锹等围向执法人员。”不过有民众称，他们也被“执法人员”所打伤（东亚经贸新闻）。同日，《金陵晚报》报导：“南京发生大规模医患冲突数十人封堵冲砸医院”。最后，来自“议报论坛”的消息称：2004年10月19日下午2：20左右，在安徽省庐江县政府前广场，几百名防暴员警对手无寸铁的上访老百姓大打出手，造成60多人受伤，其中28人受重伤，住在巢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的专制冰山已经四面楚歌，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了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门前政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全面危机的象征。有报导说，2004年3月到5月以来，全国25个省市的农民约有2000余万人参与规模性示威、游行、集会。可以想见，军队和员警力量将成为维护稳定的经常性力量──这恰恰是“紧急状态法”制定的真正背景。 从重庆事件到河南惨案 2004年10月20日22时47分，位于河南新密市的郑煤集团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井下446名作业人员中有298人逃出，148人被困井下。截止本文发稿，官方已确定77人遇难，还有71人生死不明。不过有关当局承认，这71人生还可能性极少。在我看来，河南惨案为重庆民变提供了一种深刻而具体的解释。只有在走投无路的社会里，人们才可能在死亡线上讨生活──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完全可能“揭竿而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 3年多来，“不寐之夜”网站每天对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关注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应。国际舆论开始重视中国每天发生的这些生命悲剧，上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有专家指出，中国每年至少有80万人死于生活和工作的不安全。2004年10月22日，中国《了望东方周刊》几乎完全以“不寐论坛”的方式报导了河南大平矿难，该报导的题目是：“天灾难掩人祸”。《了望东方周刊》的文章说，瓦斯突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而郑煤集团大平矿存在著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难逃干系。大平煤矿几年来不断发生各种事故，隐患频现。安全监察部门曾多次督促其整改，消除隐患，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该文指出：煤矿事故是“经济快速发展下的新问题”。该文最后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公布了“一年来中国部分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这些事故不寐论坛已经做过充分的报导（现在“议报论坛”正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事故包括： ●2004年10月20日21时20分，重庆松藻三联煤业公司逢春煤矿发生瓦斯与煤层突出，死亡6人，失踪7人。 ●10月20日上午6时许,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失踪29人。 ●10月4日下午3时40分许,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石水镇长岭爆竹厂发生特大爆炸，死亡32人,失踪1人,受伤53人。 ●9月4日16时0分, 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城关镇安得胜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死亡10人，失踪1人。 ●7月26日17时10分，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安平镇银广石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死亡16人。 ●6月15日16时50分许，陕西省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失踪1人。 ●5月13日23时23分，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12人。 ●5月11日8时30许，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阜丰发酵公司生物工程园因酒精罐起火爆炸，死亡10人，6人受伤。 ●5月5日11时30分，郑州市陈砦冷库货架倒塌，死亡15人。 ●4月22日16时10分许，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常乐集乡焦村庙行政村发生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死亡14人。 ●4月15日19时许，重庆天原化工总厂发生氯气泄漏，次日17时57分发生爆炸，9人死亡和失踪。 ●4月13日19时20分, 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上洞街二户坪村鞭炮厂发生爆炸，死亡10人。 ●4月8日20时，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中润钢铁有限公司因基建施工移动工棚，不慎接触一万伏电线，导致现场施工人员触电死亡12人，受伤3人。 ●3月12日8时17分, 贵州毕节地区毕节县杨家湾镇华祥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14人。 ●2月23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区鸡西煤业公司百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死亡37人。 ●2月15日11时25分, 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事故，死亡53人，受伤68人。吉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吉林市副市长蔡玉和，给予党内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2月11日11时35分, 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汪家寨镇尹家地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5人。 ●2月5日，北京市密云县在举办迎春灯展过程中发生人群踩踏事故，死亡37人，受伤37人。 ●2003年12月30日，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死亡38人。昌图县安全环保彩光声响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继诚、经理尤涛被逮捕。 ●2003年12月23日22时15分，重庆开县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罗家16H井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死亡237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贾葭整理) 需要补充的是，上述统计不包括这一案例：10月22日9时10分，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挽澜联营煤矿（乡镇有证）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共造成１５名矿工遇难，井下和地面人员５人受伤，１人伤势较重。此外，新华网１０月２３日说，河北德盛煤矿全力29名井下工人生还可能极小。 《联合早报》同日发表了一篇报导，披露了中国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权”状况。该文说，中国矿工死亡率全球最高。煤仍旧是中国当前主要的能源，煤占总能源百分之六十左右。有关方面为了能源生产不考虑工人安全。该文转引中国官方统计说，去年地方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五千八百一十三人，平均每天死十四人，煤矿灾变率和矿工死亡率高居世界第一名。“实情比专家警告还惊人。这一悲惨数字的背后，反映出大陆煤矿安全形势严峻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矿工血泪。” 河南惨案代表了大陆底层民众的生存真相，它不是个别案例而具有普遍性。贫困和死亡的威胁导致了普遍的政治愤怒，这是理解重庆民变的一把钥匙。在中国，由于普遍的社会怨恨，社会危机一方面表现为“马家爵事件”和“胡文海事件”，另一方面就表现为重庆事件。这些政治冲突的背后则是千百万家庭在暴政、贫困和死亡威胁下的挣扎与煎熬。毫无疑问，由于江泽民主义十五年的戒严统治，今天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已经并正在丧失政治机会，而能源危机正在“帮助”“政治危机”抗拒中国社会的理性转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没有真正对此提出建设性的应对：新左派为这种前景煽风点火，而自由派仍在哈耶克加孔子（另外一种版本的“林彪孔老二”图示）的框架内进行纸上谈兵──问题不在于是否参与社会活动，而在于纯粹理性是否是真正的理性。 从“四二六社论”到“各界人士语重心长” 事实上自由派知识份子侈谈中国需要“保守主义”的时候，中国当局正在充分实践著的“保守主义”。如果说“保守”是民间学术语言，“稳定”则是官方的政治语言。面对重庆事件，自由派看到的是“紧急状态法”如何具有“宪政性”，而北京当局则已经开始在“紧急状态”下复辟戒严状态──当重庆的戒严部队成功平息了万州反革命暴乱之后，四二六社会“紧急”降落在“三峡都市”上空。 人民网在10月20日首先用四二六社论的腔调谈论重庆事件。“人民网重庆10月20日电记者范伟国报导”中，再次使用了“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引发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不明真相的群众”、“一些人听信谣传，使事态趋于复杂化”、“在少数人的煽动下”这样的语言。不过《三峡都市报》和“三峡传媒网”的社论特别体现了“四二六精神”。 三峡传媒网讯：万洲安定团结来之不易──各界人士语重心长：大家都来珍惜和维护它。三峡传媒网讯：10月20日，记者就“10.18”突发性群体事件，随机采访了万州区部分民主党派、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他们表明了对事件的态度、看法和立场，认为万州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大家来珍惜和维护。该文采访重庆“各界人士”包括：重庆市工商联副会长、万州区工商联会长杜邦夔、中国民主建国委员会万州区委员会主委谢纯孝、九三学社万州区委主委周伯安、重庆市人大代表、米妮公司总经理王士敦、万州区政协委员易继雍等。这些花瓶是这样“表态”的： ──万州群体事件影响了万州区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影响了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给万州的对外开放形象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令人痛心疾首。万州要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稳定、和谐的环境。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不围观，共同维护稳定的社会局面，共同维护万州的稳定（杜邦夔）。 ──“10.18”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区委、区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息事态，努力维护了万州的稳定。事件发生后，万州民建及时召开了会议，传达了相关精神，同时通知到党派支部和每一名成员，要求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围观、不参与。我们万州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形势和万州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我们的广大群众就应该努力来维护它。我们民主党派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为万州的发展献计出力，努力为万州社会稳定作出贡献，所以要求所有成员坚持工作岗位，在所在单位做好围同志的工作，在家庭做好家人的工作，在社会做好亲戚朋友的工作，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在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中去，把我们的行为规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上来，为完成万州改革、发展、移民、稳定贡献力量（谢纯孝）。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多，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造成了突发性群体事件，它破坏了万州的社会稳定，破坏了社会秩序，也破坏了法制，所以万州区委、区政府采取了正确、稳妥的果断措施平息，维护了全区人民生活、生产秩序，而且只有这样做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九三学社对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决策表示支持和拥护，而且始终和区委、区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九三学社全体人员在这次事件中，无一人参与，体现了民主党派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渴望安定团结的良好愿望。（周伯安） ──中国的传统是和气能生财，我们大家是孔子的后生，多学学孔子的思想，学深、学牢固、学善意一点，把更多的时间用去多学习、多锻练，提高自已，可能就不会出现“10.18”突发性群体事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渺小，要依靠集体、依靠社会，依靠当地政府，离开了集体、社会、当地政府，一个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作不了任何事情（王士敦）。 与此同时。《三峡都市报》报导了万州官民载歌载舞的繁荣景象。三峡都市报记者冯浪涛报导：10月21日上午，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马正其，区委副书记、区长吴政隆先后来到高笋塘商业广场，与在此晨练、休闲的市民们亲切交谈，倾听群众心声，共话万州发展。广场上大家载歌载舞，马正其书记、吴政隆区长边走边看，时而驻足停留，时而与群众打招呼，亲切交流，其乐融融。看到此情此景，马正其书记、吴政隆区长非常高兴，不断的向市民问这问那，市民也向他们频频致意问候，欢迎他们的到来。欢快的夜色像惹人的秋菊，悄无声息地四处绽放……这篇报导没有任何血迹，它是由这些词构成的：“深蓝的夜空是那样的高远”、“商业广场上人声鼎沸”，“跳著节奏奔放的健身舞；打著慢悠悠的太极拳；相恋的人儿静静地依偎在一起，享受著人间的爱；追逐嬉戏的伙伴们，脸上写满幸福快活；老年人牵著孙儿，天伦之乐溢于言表……环绕广场四周的一丛丛花草葱绿浓密，在灯光照耀下抖动著闪光的叶片。望江路小学三年级8岁的小朋友蒲军，正在跟他母亲捉迷藏，小朋友沿著花台跑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还是被母亲捉住了，母子俩手拉著手留下一地欢声笑语。……”文章结尾说：在偌大的高笋塘商业广场上，格外惹人注目的是邻近新城路的一角，至少那里有500人聚集，正在一名人士的指挥下，自发地齐声高唱《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我的祖国》等革命歌曲。歌声高亢激昂，感人肺腑，很多人热泪盈眶，爱国、报国气息澎湃荡漾。大家称这里是“万州的激情广场、欢乐的海洋。”…… 不过“万州的激情广场、欢乐的海洋”是靠刺刀来维持的。三峡传媒网10月20日报导：万州警方公布“10.18”事件重大案例，司法机关将严厉打击典型违法犯罪行为。该报导公布了“10.18”事件中的“犯罪”名单，重庆方面正在进行秋后算帐。 从紧急状态到正常状态 万州事件无疑加强了中国当局颁布“紧急状态法”的决心。中新网10月22日电：据《新京报》报导，昨天，国务院法制办举办了《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国际研讨会，向国内外专家征求意见，并重点听取欧洲国家法律专家对各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经验的介绍。据不愿具名的参会专家向记者透露，《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近期已正式形成讨论稿。该文还说，昨天的国际研讨会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主办方希望办成一个纯粹的内部研讨会，记者偶然得知该资讯后请求旁听被主办方谢绝。应邀参加昨天会议的专家都是国内行政法学的权威专家，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莫于川教授、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莫纪宏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专家。该文转引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杨海坤教授的话说，对付突发事件，必须动员国家和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必须有一整套对付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理机制。这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做法。专家建议，应当在总结国外紧急状态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同时尽快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急机构和应急机制。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戒严体制正在“法制化”。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此前，中国一些有自由派色彩的媒体、专家却从“紧急状态法”中看到了“宪政”的征兆。一些评论普遍认为，SARS危机加快了《紧急状态法》的制定步伐。2004年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修宪建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紧急状态”宪法条款。其后，紧急状态法已经作为宪法相关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式委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起草《紧急状态法》的专家建议稿。一些“专家”称，中国制定紧急状态法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基本动因：第一是危机事件频繁出现，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第二是过去的危机处理办法有缺陷。而国际社会通常所说的“紧急状态”，一般是指因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引起的，足以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特别危机或危险局势。 尽管专家们也提到，“如果政府把危机时的措施变成常态措施，这是违宪的”，“宪政之道”在于“严防紧急状态权滥用”，“要警惕魏玛宪法的失败；这一宪法没有有效的条款来防止出现希特勒现象。纳粹上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魏玛宪法里关于‘紧急状态’的条款。”但是，总提说上，人们似乎普遍赞同《南方周末》的说法：《紧急状态法》是非常时期的法治盾牌（2004年1月15日）。我也看到我所熟悉的一些“法学专家”或自由派精英赞同这种“宪政进步”。 我们不需要指出中国的紧急状态法主要是用来对付“重庆事件”的，而这种应对是为了限制政府镇压权力，还是为了赋予镇压权的合法性以及合宪性，这都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中国制定“紧急状态法”的背景完全是颠倒性的。人们必须明白，紧急状态法主要是用来限制公民权利的，而不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而中国，剥夺公民权力以及政府权力不受限制，一直是一个既定事实。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处于“正常状态”，它需要“紧急状态法”，这正是“专家们”广为引证的“英美等过也有《紧急状态法》”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中，它从来不缺乏紧急状态下的专政措施，它唯一缺少的是如何去掉宪法的伪饰性条款，把专政措施“法治化”。把戒严状态和紧急状态区别开来，至少对中国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二者唯一的区别是，1989年的戒严是李鹏在大会上（违宪）宣布的，今后对重庆事件则不需要开会宣布，“法律”支持员警可以直接在政府门前开枪。 对于一个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中的国家，他不是需要紧急状态法，而是需要“正常状态法”──重庆事件恰恰不是紧急事件，而是要求正常状态的人民运动。那么为什么说中国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中呢？首先，军事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建立一个军事统治的社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进入理性社会或正常化社会。其次，邓小平和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把革命社会变成了“戒严社会”，这个社会同样抗拒正常化。最后，因此，中国社会一直呈现著“紧急状态”下的主要政治特征。 一位法学者说，紧急状态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可以行使行政紧急权力，而紧急权力的行使则往往对应著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概括来讲，紧急状态下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2）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限制、（3）对财产权的限制、（4）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限制、（5）对选举权、被选举权、政党权利等政治权利的限制，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公民”的上述权利一直在被限制之中。在这样一个真实的背景下，“宪政主义”谄媚和移情“紧急状态法”，这是莫名其妙的。而在一个已经丧失了公民权利、并生活在“希特勒现象”中的国家里，一本正经地讨论如何在制定“紧急状态法”的时候“考虑警惕希特勒现象”，这是愚蠢的，更是伪善的。 紧急状态法不可能维护公民权利，它只是给“镇压能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它也不可能彻底拆毁从重庆到梁山的悲剧性道路。它只是在这条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员警关卡，那里的枪声和大棒，连同远处河南惨案里的死亡，将持续不断地推动“门前政治”的生长个变异。理性再度陷入无可奈何、被现实抛在后面的尴尬境地。但理性即使无法将“门前政治”物件化，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和一意孤行，是所有政治悲剧的根本原因。一个坚持毫不妥协、坚决不放弃暴力镇压模式的政治，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暴力灭亡。至于中国社会的和平前景，祈祷就成为“社会关怀”之后的精神出路。 2004年10月23日星期六(议报) (10/29/2004 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