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化”的中国一个神话的终结 陈劲松 中国政府最近承认：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净增80万，其中，主要是农民。贫困人口出现反弹，是扶贫史上的第一次。这一“坦白”，直接推翻了前不久还满世界兜售的所谓“中国扶贫，成绩巨大”的谎言。 鉴于中国当局公布数据，历来有水分，按照这一规律推理，增加的贫困人口，应该远远多于80万。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定义和标准，只有2900万；然而，当局承认，按照国际上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最少也有9000万。事实上，国际上普遍认定：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亿。 中国贫困人口的增加，与其他几个相关数字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几个数字是：其一，从2000年开始，城乡差距重新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其二，从2004年开始，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下降到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三，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去年就锐减1亿亩，仅剩20亿亩；其四，因工资遭长期拖欠，各地“民工潮”正演变为“民工荒”。 “高速增长”、“一枝独秀”的经济神话，是以大城市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盘旋延伸的高速公路来象征的，但是，农村破旧、农业滑坡、农民赤贫、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却构成一幅绝然相反的图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首先要追溯到自江泽民1989年上台以来，所推行的“出卖与收买”政策。出卖广大农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漠视弱势群体；收买城市居民，笼络知识精英，豢养军队警察；牺牲农村，填充城市；牺牲农业，偏重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一整套急功近利的市井思维模式，直接造成全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 其次，官场贪污成风，腐败成性，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这一“国情”下，基层行政机构臃肿；农民负担沉重；扶贫资金屡遭挪用、贪污；以及农村土地被强行占有，民工工资被长年拖欠，等等，怎能不导致贫困人口急剧增长？ 上述两种祸根，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当水电等工程开工，便制造出大量贫困人口的由来。在强行征地和暴力拆迁的恐怖气氛中，在“最低补偿费”的愚民政策下，仅因水利开发一项，就人为制造出一千多万贫困人口：库区移民。原本生息在富庶的河谷地带，却被强行迁徙到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地区。搬迁费往往被贪官挪用，再就业计划一再落空，一些库区移民竟沦为“叫化子”，靠捡破烂为生；一些女性移民则沦为人口贩子竟相倒手的对象。 除此之外，因乱摊乱派致贫，因剥削致贫，因歧视致贫，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人民贫穷的原因，可谓林林总总，千奇百怪。 曾几何时，中国将亚洲“四小龙”作为模仿和追赶的对象，转眼间，25年过去了，岂料，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深重、并暗藏巨大金融黑洞的中国，却越来越象极了那些经过短期暴发与跃进、却又陷入长期疲软与不振的南美国家，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至于资源浩劫与环境污染，中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洗刷。这一切证明，即便是表面繁荣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最大的共同点，乃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四小龙”先后实现民主、有效遏制贪污、建立社会公正、注重协调发展，于是，很自然地，“四小龙”趋近的，是政治清明、经济健康的西方国家。 中国与南美诸国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官场腐败，社会黑暗，政治左倾。其中，尤以权力经济，官商勾结为登峰造极。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南美国家初具民主雏形，社会矛盾可望有效化解；中国则继续沦于专制与独裁，社会不公所导致的社会对立无法排解，情绪与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全面崩溃可能不期而至。比如，民间和平上访，遭遇官方暴力截访，拆迁户与失地农民怨气冲天，正是为全面崩溃奠基的背景之一。 总之，经历短暂的“灿烂荣景”之后，中国，在经济上，正步南美国家的后尘，或病态增长，丧失平衡；或徘徊反复，实质倒退。这一“南美化”的症候，大可能终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神话——另一句被提前终结的神话，曾经是这样说的：“二十一世纪，是巴西人的世纪”。(自由亚洲电台) (08/10/2004 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