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化”的中国一个神话的终结

陈劲松


中国政府最近承认: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净增80万,其中,主要是农民。贫困人口出现反弹,是扶贫史上的第一次。这一“坦白”,直接推翻了前不久还满世界兜售的所谓“中国扶贫,成绩巨大”的谎言。

鉴于中国当局公布数据,历来有水分,按照这一规律推理,增加的贫困人口,应该远远多于80万。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定义和标准,只有2900万;然而,当局承认,按照国际上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最少也有9000万。事实上,国际上普遍认定: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亿。

中国贫困人口的增加,与其他几个相关数字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几个数字是:其一,从2000年开始,城乡差距重新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其二,从2004年开始,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下降到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三,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去年就锐减1亿亩,仅剩20亿亩;其四,因工资遭长期拖欠,各地“民工潮”正演变为“民工荒”。

“高速增长”、“一枝独秀”的经济神话,是以大城市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盘旋延伸的高速公路来象征的,但是,农村破旧、农业滑坡、农民赤贫、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却构成一幅绝然相反的图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首先要追溯到自江泽民1989年上台以来,所推行的“出卖与收买”政策。出卖广大农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漠视弱势群体;收买城市居民,笼络知识精英,豢养军队警察;牺牲农村,填充城市;牺牲农业,偏重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一整套急功近利的市井思维模式,直接造成全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

其次,官场贪污成风,腐败成性,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这一“国情”下,基层行政机构臃肿;农民负担沉重;扶贫资金屡遭挪用、贪污;以及农村土地被强行占有,民工工资被长年拖欠,等等,怎能不导致贫困人口急剧增长?

上述两种祸根,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当水电等工程开工,便制造出大量贫困人口的由来。在强行征地和暴力拆迁的恐怖气氛中,在“最低补偿费”的愚民政策下,仅因水利开发一项,就人为制造出一千多万贫困人口:库区移民。原本生息在富庶的河谷地带,却被强行迁徙到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地区。搬迁费往往被贪官挪用,再就业计划一再落空,一些库区移民竟沦为“叫化子”,靠捡破烂为生;一些女性移民则沦为人口贩子竟相倒手的对象。

除此之外,因乱摊乱派致贫,因剥削致贫,因歧视致贫,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人民贫穷的原因,可谓林林总总,千奇百怪。

曾几何时,中国将亚洲“四小龙”作为模仿和追赶的对象,转眼间,25年过去了,岂料,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深重、并暗藏巨大金融黑洞的中国,却越来越象极了那些经过短期暴发与跃进、却又陷入长期疲软与不振的南美国家,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至于资源浩劫与环境污染,中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洗刷。这一切证明,即便是表面繁荣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最大的共同点,乃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四小龙”先后实现民主、有效遏制贪污、建立社会公正、注重协调发展,于是,很自然地,“四小龙”趋近的,是政治清明、经济健康的西方国家。

中国与南美诸国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官场腐败,社会黑暗,政治左倾。其中,尤以权力经济,官商勾结为登峰造极。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南美国家初具民主雏形,社会矛盾可望有效化解;中国则继续沦于专制与独裁,社会不公所导致的社会对立无法排解,情绪与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全面崩溃可能不期而至。比如,民间和平上访,遭遇官方暴力截访,拆迁户与失地农民怨气冲天,正是为全面崩溃奠基的背景之一。

总之,经历短暂的“灿烂荣景”之后,中国,在经济上,正步南美国家的后尘,或病态增长,丧失平衡;或徘徊反复,实质倒退。这一“南美化”的症候,大可能终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神话——另一句被提前终结的神话,曾经是这样说的:“二十一世纪,是巴西人的世纪”。(自由亚洲电台)

(08/10/2004 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