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三) ——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何清涟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四、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结语 【注释】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化趋势加快等等，确实已构成中国社会严重的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4大要素中的3大因素，即生态环境、民众的必要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无法支撑社会的稳定，相反却成了危机的直接来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为何还能够维持下去，且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还稳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借助于政治整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强化了政治高压，将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正是这些与现代政治文明严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一）政治高压重新成为整合手段 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内部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政府努力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中共垮台必然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 首先，借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对工人农民的有组织的活动尤其如此。近年来，由于国营企业管理层的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破产停产现象日多，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拖欠应发工资、工作条件日益恶劣等引发的劳工纠纷和抗议示威活动不断出现。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工人，并以种种罪名逮捕和监禁工人代表。辽阳市工人运动的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7年和4年徒刑。不少新兴的“农民领袖”也面临如此命运，当地政府往往先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把抗议的农民遣散，然后就以各种罪名逮捕领导农民进行抗议活动的“农民领袖”。 任何形式的社会反抗只要不是有组织的力量，对于拥有一切专政手段且有丰富专政经验的中共政府而言，都无法构成重大威胁。近几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于毛时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国家对个人栽赃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国际”2003年初颁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镇压包括法轮功组织在内的宗教团体和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有100多万中国人未经过合法起诉被收押和遣送。200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有31万人在未经法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改营、接受“再教育”。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2002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人[64]。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与特务手段控制官员队伍。官员们现在为政府效力，唯一的动机是为了利益。在当今的中国，当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仍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由于用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及“为人民服务”等虚幻的意识形态口号已经无法驾驭这样一群唯利是图的官员，中国当局开始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遏制腐败，而是为了让官员俯首听命、执行政府指令时不以个人良知为向背。就在2004年6月，中国政府甚至推出所谓“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称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65]，而这个反腐工程的要点无非是让官员退赃，交钱买“官位保险”。在条文中，政府承诺不管官员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买路钱”，一律既往不究。从其实质来讲，这个“一二三工程”是中国政府对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严重不满，于是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杀予夺大权，让贪官们拿出贪污所得来分赃，整个行动有如中国民谚所言，“窃贼手里强盗打劫”，其本意并不在于制止贪污腐败，而在于分赃。这条措施实际上等于宣告，中国政府承认贪污腐败合法化。 中国的官员们并非不清楚中国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局，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河南省政府对待爱滋病患者的态度就十分典型，当地政府藉口“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像的口实”，迫害上访的爱滋病人，当上访者问警察为何要逮捕他们时，警察竟然说出了这种话：“想知道你（指上访者）犯啥法啦，一脚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甚至坦言：“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66]。”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官员则往往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职业需要，我们心里还是知道谁是谁非”。这些话让人不能不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部分红卫兵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也许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当，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参与整人或监视汇报，而且还非常投入，以便为自己的升迁或奖金垫上几块铺路的石头。 不能设想这样的政府能够将中国引领到“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去。这一点其实只要看看中国政府对之表示友好的“国际伙伴”都是些什么国家，就非常清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如果要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作一总结，可以概括为几个特点： 1. 公共权力私人化：中国的权势阶层已经将公共权力一概视作为私人谋取利益的的资本，每年被查办以及被悄悄放过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佳注脚。 2. 暴力“合法”化：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67]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诬陷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勾结他人诬告私人企业主蔡宝银，强行夺走蔡的1.8亿元巨额资产[68]。如果说这个案件只涉及少数几个官员，那么2003年的郑恩宠案件则是国家诬陷的一个典型。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3.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近几年来，西方学者使用“失败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69]。上述几个特征正是这些“失败国家的共同特点，中国目前与那些“失败国家”的一个主要差别是中国还未出现从“军队政党化”到“军队私人化”这一转化过程。 （二）意识形态战略 于中国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压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从内心深处认同现行政治体制。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控制方面，江泽民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所采用的软硬兼施策略比毛时代单纯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迹，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这种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过学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输中共的政治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害怕中国强大，一心想搞垮中国，人权等口号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借用的一张牌”这类用语，中国青少年一代耳熟能详。这类宣传是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国际知识的主要渠道，最后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国情结”：在科学技术上以美国为师，在国际关系与社会制度上以美国为敌，在生活水准上追仿美国。这种情绪又转化成当前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则经常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渲泻不满的对象。一些人在中国社会里积蓄了种种不满，但无法针对当局发泄，转而把美国当作“靶子”，认为美国是造成中国种种困难不幸的“万恶之源”。他们抨击美国时所运用的恰恰就是官方灌输的丑化西方的扭曲政治观念。 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方面，只看共产党教科书的青少年的认识更是混乱。许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也不了解“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为何事，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领导建立的这一专制政体的认识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中。90年代进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视毛泽东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以“文化大革命”为理想社会的模本，动辄就在网上贴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社会公正就不成为问题”等。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有句名言：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等于没有长大。受过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青年，往往对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从未出国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国外的青年留学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人。不少学成回国的留美学者展现出这样一种“边缘人”心态：在美国受过的教育与经历是其得以傲视国人的文化资本，而批评美国又是其在国内立足的政治资本。 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战略还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政治后果：无论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述说自己的观点时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受毛泽东与鲁迅两人影响甚深）。在这一时期内进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使用的中文话语往往也是这一套。在此讲述这点绝非多余，因为话语的功能不仅仅只是思想的外壳，它本身包含很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可以断言，在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将看到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作用。 2．全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与现代文明国家不同的是：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表面上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例如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因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相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仅在新闻行业，这样的条文规章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就多达60多种，而中宣部随时根据形势需要颁布的各种禁载规定就更不计其数。宪法的规定只是政治摆设，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有政治文明。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70]。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受贿案”，可以被看作是动用国家诬陷手段进行政治迫害的又一个最新例证[71]。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管理。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初期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络连接。至今国际社会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络之连接，仍经由代理服务器通过官方的国际“网关”，过滤和监察网络电信是这一控制的焦点。国际社会将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网络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联网这匹奔腾的“野马”。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72]，以法律的名义控制网络。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该工程部分启动。据参与这个工程的外国专家称，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国政府将拥有一个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全国性监控系统[73]，能够实施对公民无所不至的行为监控，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里描写的情况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3．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运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这一“良性互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已经默认威权政治的合法性。部分锋头颇健的精英甚至公开提出：“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行威权统治”；“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理论”[74]，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举。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与现实处于隔离状态的钱钟书才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追捧的“学界泰斗”与“一代文化名人”；钱先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同构的知识，才会被吹捧为这个时代的“最高文化成就”与“学术里程碑”——没有思想自由的极权专制造就与鼓励了这种完全与现实隔绝的文化，也为这种文化产品造就了无数的欣赏者与追慕者。除了部分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对策”与上“条陈”之外，大多数知识精英越来越满足于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分利用在80年代与90年代尚有生存余地的民间话语积累了社会声望的知识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渐渐以远离社会的所谓“纯学术”自居，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巧的互动关系，目前正安享著政府赐予的各种荣衔，埋头做著“善终考”的功夫。 知识精英的堕落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堕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们提倡的“合作主义”精神，对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处于社会边缘、无法进入知识圈中心位置的失业大学生们与这批知识精英的关系，有如当年毛泽东这类小知识分子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关系；这两批人对政府的态度也有如当年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态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呼唤革命，而跻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则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图保持现状。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 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四”事件的“睿 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著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著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 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80]。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 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权团体视为人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中国与各国建立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也对中国问题研究圈有影响：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很少有友好态度，而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则对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 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 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但这些不断破灭的幻想在短期内并未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期望，中国的任何小小的一项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释出让人感到前景光明的无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区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热情洋溢地解释成“政治体制改革与三权分立”的试验；此外诸如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的“新闻体制改革”神话，“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政”神话，以及“SARS危机将会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等等，都是这种友善态度的结晶。 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政府真是充满了友好和热切期望，这是前苏联当局从未遇到过的好运。这种好感已经使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信息：比如中国政府从SARS事件上总结的教训，绝对不是开放舆论、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紧密地对传媒加紧控制；政府为了从纸面上彻底消灭SARS，临时制定了一条政策性法规文件，将传播SARS信息的人视为传播谣言、扰乱人心，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惩；至于中国不断发生的记者与网络异议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学者看作个案和个别政府部门的过当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里仍然有很多组织和人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自由，但他们毕竟不能左右各国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笔者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绝非雪中送炭。当年苏联若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袖、能与西方对峙的庞大红色帝国，绝不会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来“支援”世界革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举措均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热衷于用营造经济繁荣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采取各种为渊驱鱼的方式激化著各种社会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07/29/2004 2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