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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 江棋生 [按]江棋生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说真话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做人的道德底线。蒋医生是说真话的典范。他的真话为中国，为世界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中共的专制暴政，却让说真话变成极其艰难的事情，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成了谎言和欺骗的国度。以至来到海外的中国人把这种习俗也带到海外，使中国人成为这方面相当突出的族群。许多华人同胞，宁可相信“老外”而对自己的同胞抱高度的戒心。几十年来，不断有朋友，同学，同事，领导，处理我的案件的司法人员，对我说：“徐水良你吃亏就吃在讲真话”。中共暴政处罚、关押、屠杀讲真话的国人，强迫人们讲假话。中共是中华民族道德堕落崩溃的祸首。 改变中国，提高中国中华民族的素质，要从讲真话开始。让我们学习蒋医生，大家都来讲真话。大家都远离那些讲假话的骗子，尤其是那些一辈子讲假话，不小心讲几句真话的人。无论他们是挂着共产党的牌子，还是挂着异议人士的牌子。全国人民都讲真话的那一天，就是专制暴政崩溃的那一天。 ——徐水良2004-6-21日 记得2003年春节前夕，几名警察奉命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来找我，说是想听我聊聊出狱后打算做什么。由于多年前我和他们就打过交道，彼此算是熟人了，因此我就笑着对他们说： “1999年11月1日我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 他们说：“嗐，时过境迁，你们圈子里的人歇的歇，出国的出国，你出去还能做什么呀？” 我说：“你们以为我的圈子就那么小，我就非得跟那几个人搭伴做事吗？” 听我这么一说，他们来了精神，问：“那你的圈子是什么呀？” 我乐了，说：“凡是说真话的人，都属于我的圈子。如果你们愿意说真话，那你们也算我的圈里人。” 他们先是一怔，随即也乐了，说：“你这个圈子也忒大点了吧？” 我说：“又大又不大么。你们不也很清楚，在咱们中国，敢说真话的人其实并不多。” 他们说：“那倒也是。”接着就把话题扯开了：“快过年了，给你带了些水果。多注意点身体，身体是本钱么。” 4个多月后的5月17日，我出狱了。出狱的当天，朋友们的车拉着我满京城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在月坛北街找到了一家小餐馆——萨斯太厉害，绝大多数饭馆都关张了。很快，朋友们告诉我，要不是蒋彦永大夫挺身而出，就是再转上8小时，这顿饭恐怕也吃不上。于是我知道，中国出了个蒋彦永，一个说真话的公民蒋彦永。当时，我心里就认定了，蒋医生和我是一个圈子的。以后，我又知道他就住在301医院干休所，离我家很近。不过，我和蒋医生有缘直接联系，则已是2004年元旦的事了。 元旦那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丁子霖老师，祝她和蒋培坤老师新年好，并顺便要来了蒋医生家的电话号码。下午，我拨通电话作了自我介绍后，问蒋医生要了他的电子信箱地址，随即发出了如下信函： 蒋彦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狱，许多朋友就争相告诉我您用真话颠覆谎言、捍卫人民生命权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亲访友。10月16日至18日，我们在无锡张泾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家小住时，知道了您从北京给他们去电话的事。 促使我给您挂电话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连襟、西京医院普外科的薛涌嘉大夫通了话，他要我设法代他向您问好。 随信附上3篇东西供您一阅。它们是： 1、给何频、高文谦先生的信 2、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 3、一生说真话 祝新年快乐！ 江棋生 2004 .1.1 当天晚上，蒋医生就作了回复： 江棋生： 来信收到，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谦的对话，由于我的历史知识太浅，我无法表态，但我很赞成这种开诚布公地探讨问题的方法。 另两篇我读后很受教育，对讲真话这点我和你有同感，但我远没有你那么从道理上说的清楚。我有一次访问吴祖光先生，他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用来吃东西，二是用来说话。要说话就要说真话，有嘴不说真话，只能说假话，这张嘴还有什么用。他的这一体会是再透亮也没有了。 我现在对所有见到我的人，总是宣传要讲真话。我们中国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场合都能说真话，那么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机会可以见见。 我的电话你已知道，可以常通电话，请告我你的电话。 蒋彦永 2004.1.1 读着蒋医生的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吴祖光先生质朴、率真、充满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蒋医生也一定是那样的人。 1月6日下午，我去蒋医生家。我所见到的，果然是一位极本色的人，一位不会让你产生距离感的人。初次见面，他没有寒喧，没有客套，给我沏上一杯西湖龙井后，就谈开了。从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学，从进京读书到当上军医，从萨斯事件到六四屠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他为张文康“叫屈”。他说，张是奉命隐瞒疫情，因为上面发了话，他不敢抗命。二是他决心已定，要为六四正名发出建议书。蒋医生的话直直白白，朴朴实实，不事夸饰，不绕弯子。我觉得，他一生所求，就是九个字：说真话，做真事，当真人。与我这些年来从一些“人士”身上感受到的不同，我从蒋医生身上感受到的，是宝贵的公民精神和典雅的公民风范，是高尚的道德力量和严肃的责任意识。他是公民蒋彦永，身上没有一星半点救世主的味道。 今年春节，我和章虹是在常熟老家过的。返京后第3天，我接到了蒋医生的电话，要我带上自己的物理学论文去他家。当时我心头一热，撂下电话就动身了。原来，上次见面时，我提到自己在狱中完成了一篇关于T变换的论文，他曾表示，他能联系到有关物理学家进行审阅。走在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蒋医生多次叮嘱蒋培坤老师及时就医，并特地出面请有关专家为蒋老师会诊，蒋老师出院后他又再三过问、提醒的事。蒋医生的古道热肠、办事利索，我算是耳闻亲历了。几天之后的2月20日，我又目睹了73岁的他为丁老师受伤的右脚去掉石膏、裹上绷带的一幕。记得当时丁老师感慨不已、半开玩笑地说：“我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呵！”也正是那一天，蒋医生提出要为我找一位医术高明的眼科大夫，以便使我的右眼白内障及时得到诊治。后来，也正是蒋医生推荐的大夫，成功地用超声乳化技术治愈了我的眼疾。5月30日下午，我给蒋医生去电话，刚说了一句“我的宽带已在28日被切断了”，电话就被掐了。过了几分钟，他打过来了，说：“切断电话太卑鄙、也太无能了！牙科大夫已经联系上了，姓孙。”还没容我回话，电话就戛然而止。热心的蒋医生为我找牙科大夫，是因为他知道，我的狱中生活造成了槽牙普遍松动，咀嚼东西已多有不便。 自那以后，我就再未接到过蒋医生的电话。从6月1日到现在，他被与世隔绝了。 但是，蒋医生是关不住的。 关不住的原因并不是宪法中有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几个字。关不住的原因也不是找不到任何关他的法律依据。关不住的原因更不是蒋医生会遂了官方的心愿。在我看来，关不住的原因是，面对这样一位视良知为生命的老人，面对这样一位向全世界放射了夺目的人性光芒的公民，已经没有了“核心”的执政当局，将会在继续关他的决策之坎前，先就不寒而栗。 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 2004年6月19日于北京家中(网路文摘) (06/23/2004 1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