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学者杨建利
韩少寒
在澳大利亚演讲
杨建利就是这样一位爱国学者。
杨建利出生于一个爱国的家庭。他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到孟良崮战役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指挥官了。解放后，由於他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而未能象其他人一样进入大城市而是留在了老家临沭县。老人家对此无怨无悔，但怎么也想不到，在90多岁的高龄时，看到自己的儿子由於爱国而不能回国，并被自己为之卖了一辈子命的共产党给抓了起来。其实，老人家在国内的时候也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也是不能理解，并多有指责。但当他出国探亲后了解了儿子所做的一切后，终於理解了儿子。他为有这样的好儿子而自豪。
1989年从中国回来后，杨建利因为参加64学运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但他发现自己太爱自己的祖国了。正如他在“轻飘着的沉重”一文中所写到：
与牛顿万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国对我来说，离得越远吸引力越大。但是越去爱它就越失望，我几乎绝望。然而，面对着那块土地以及那块土地上生存着的一群苦难深重的人，冥冥中我又得到启示：莫要死心，不能抛弃，必须迷恋它、拥抱它，那怕迷恋的是一具残骸，拥抱的是一团幻影。不然，就会失重，就必须忍受那无法忍受的轻飘。为了争取回他回国的正当权利，他多次抗争。他说到，“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创一个新时期：返回中国，争取用手投票。”(见“海外民运与回国权”) 他屡次要求中国大使馆给他延长护照均遭拒绝；他多次试图返回中国都不能实现。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不愿意加入美国籍，结果落得了个无国籍的地步。
杨建利又是一位学者。由於父亲的身世，他深深体会到知识的重要。他15岁上大学，19岁到北师大上研究生，1991年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取得数学博士学位，并获得"Peer Advising Funds Award", "Regent's Fellowship", "Outstanding 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 "Outstanding Chinese Student in America Award" 等多项奖励，2001年在哈佛大学又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在就学期间又获得了"Pacific Cultur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Doctor Dissertation Grant fro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并被"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自89年以来，他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包括演讲和采访) ，他的敏锐和逻辑性很强的思辨能力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个有坚定的理想诉求和内在质素的学者。“不是我偏爱民运，而是因为我坚信民主。”
本来，杨建利应该是一个数学家。“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杨建利个人的人生方向。他说，“众多像我一样，原本与‘政治’不搭边的青年学子，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以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为目的的社会运动。”从此，他“不再将实现公正、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的希望寄托在任何统治者身上，而是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因为是个学者，他走了一条与其他民运人士不同的道路。他创办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研讨会。2001年，他创办了电子周刊“议报”，旨在向大陆和海外读者宣扬中国民主与宪政。
杨建利选择这样一条学者型的民运道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因为别的途径都被别人抢了先。关于这一点在他谈谈及自己回国后的理想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说到：
回国后，我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操作一个有影响的智库和具体推动各级政府的民主选举。这两项工作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也较适合我的特点。
当然，杨建利从一个数学学者转变成一个政治学者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回顾自己的转变时说：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一是“文革”，再就是“六四”。虽然文革爆发时我还不到三岁，但是，文革后期的三个现象奠定了我反共的立场，虽然当时还是朦朦胧胧。一个是，文革早期被打倒的中共干部恢复职务后对造反派和一切“阶级敌人”的镇压所表现的血腥令我发指。当时对我很好的一个大人碰巧是当地造反派骨干，我就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一些小学同学的父母或被枪毙或被判重刑罚或被逼自杀。另一个现象是中共官僚的腐败，我生长在共产党的基层官僚家庭，当时我看到当地的好东西几乎都贡奉给了当官的享用，真是作威作福。造反派的大人告诉我，文革前就是这样。再一个就是，一九七五年山东河南水灾，我跟着大人们去农村救灾，我在农村看到的一切让我完全惊呆了，农民普遍的一贫如洗，比共产党的课本里所讲的旧社会的贫农还贫穷。当时我们只会用共产党教给的阶级斗争的逻辑思考问题，所以总是想为什么还不爆发农民起义？朦胧地觉着自己应该卷入政治，以便有机会实现“农民起义”和“平等”的理想。后来上大学，读研究生，这些想法淡漠了许多。但是，来美留学后不久，我就参与了民运。“六四”使我放弃了原来的专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可以说是回归到我文革后期的政治理想，但是相比当时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
杨建利深知千窗百孔的祖国，特别是那黄土地上的老百姓们，再也经不起动乱了。从投入民运的初期就开始思索祖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途径。他意识到暴力只能导致恶性循环，依法治国、合法抗争才是民运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到他回国不久前，他连续撰文论述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抗争运动，大大丰富了非暴力的理论，标志着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民运人士已经走向了成熟。“非暴力─宪政民主─良性循环”就是杨建利的中心思想。我们很容易列出他在这方面的众多著述：
打破暴力恶性循环(1991)
恶性循环中没有胜利者(1992)
神圣而艰辛的道路(1992)
浅论良性循环原则(1993)
展开对中国“国会”的工作(1993)
民众的信心是确立民主宪政的基石(1995)
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1996)
秩序─秩序瓦解─新秩序──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宪政民主的确立(1999)
应当有更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2000)
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与宪政民主运动(2001)
宪政民主运动(2001)
中共的“政治突破”与合法反抗(2001)
为什么民主制度可以减少政府腐败(2001)
杨建利、项小吉关于非暴力原则的辩论(2002)
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2002)
再论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抗争运动(2002)
三论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2002)
四论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2002)
中共的“政治突破”与合法反抗(2002)
新年寄望(2002)
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朋友接受了非暴力的理念，走上了非暴力抗争之路。
杨建利对爱国有着深深的思考。2001年，他与封从德共同发出了“关于开展爱国标准讨论的倡议”。其中提出的30个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索。杨建利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不能容忍任何人出卖她。当他主持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一开始出版“中国21世纪丛书”时，他就筹划出版了≤红色“爱国”的背后≥一书，向国民们展示中国的土地是如何被列强瓜分，被卖国贼出卖的。他对中国应如何统一有深入的思考。2000年10 月，杨建利以“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名义组织“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并发表了“应当有更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开营词和“记住这个温馨的夜晚”闭营词。与会者来自中国各个民族，旨在为未来民主共和打造民族和解的基础。在第二届研习营上，他又发表了讲话“打破暴力恶性循环”以推广他的非暴力思想。
杨建利在哈佛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之所以选择这一方向，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他能为建设祖国出大力。这几年里，他致力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入WTO 后的中国经济以及两岸经济交流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学术研究论文。他还在哈佛大学组织了“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国经济研讨会”。
最最难得可贵的是，他是一位敢於对中国政府说“不”的爱国学者。他写到：
中国人从来就应该具有对任何外国人说不的权利。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近代史上面对着外国强权屡次失去了说不的能力和权利的呢？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人，当其政府应该说不而不说不甚至说是的时候，总是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国人说不的权利的呢？原因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不可以向他们的政府说不。(见“谁能对真实的历史说不？”)
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又说到(见“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 ：
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中国现在所有的进步，没有反对派是不可能的。反对派是现在中国唯一可以限制政府的潜在力量，包括江泽民和朱容基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十年前就提出来了，这个作用是存在的。江泽民时代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有很专制的做法，一方面有开放的领域，是并存的。很多民间创造的机会和空间，并不是共产党有意造成的。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角色就是要指出任何对中国和中国人造成危害的东西。一个政府有九十九条对，有一条错，我就是要把那一条错指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中国人决无坏处。更何况中国政府很可能是九十九条错，一条对，我的角色就更重要了。
现在中国政府用“使用他人护照”为由把杨建利博士任意拘禁达一年之久，其实说穿了就是对敢於说“不”的中国学者，对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压制。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两个学者。一个是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其学术成就曾使他获得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的殊荣。但由於他的不同政见，他在六四后被通缉驱除出境，连本来是终生任命的学部委员也被掳了下来。另一个是著名的语言学权威，麻州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Norm Chomsky) 。由於他对计算机语言发展的贡献，有人甚至把他与冯·诺依曼(von Neumann) 并提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然而此君又同时为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头号持不同政见者，对现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他也不例外地持反对立场。对他，美国政府应该说是极不喜欢的。我的一个朋友因赞同他的观点给他写信，他回信提醒说，“与我联系将可能导致你的名字上联邦调查局的名单。”上又怎样？我的朋友照样可以申请到研究经费，继续从事他的科研。乔姆斯基也照样稳稳地坐在他的教授椅子上，继续与美国政府大唱反调。是美国的民主体制和美国人民的集体素质保证了乔姆斯基教授对美国政府说“不”。这是美国制度健康的表现。
忧国忧民，杨建利以“对历史负责、对民族与国家利益负责”的态度，以积极参与的学者姿态积极投入到中国未来的建设中。这就是我们的杨建利。(议报)
(06/23/2004 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