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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原来如此 刘国凯 一、我对胡锦涛评判的曲折与回归 本来我对胡锦涛群体是甚抱希望的。而在这个“本来”之前我还有另一个“本来”，就是本来对他们并不抱希望。之所以如此是我对中国社会中的这个群体实在太了解了。 胡锦涛群体大学毕业于文革前夕。即六十年代上半期为其大学时期。那是个什么时代呢？自1962年九月，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气氛陡然严峻。文艺界、学术界的各种“批判”运动渐次展开，直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共由阶级斗争理论推衍出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为“保证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远掌握在可靠的接班人手中”，由於大学毕业生将一律被列入国家干部。其中多数是技术干部，亦有一定数量将被选入政权执掌阶层，毛共政权对大学入学生从1963年开始进行了严格的政治筛选。同时对已在读的大学生进行严格的思想塑造。令所有大学生都去作四清工作队一年。(当时大学年限大多为五年，也有六年、八年和四年的) 。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将政治思想“好”的学生任命为政治辅导员，由他们去对其他同学进行政治洗脑。 那是个政治空气极为室息的年代。尽管它不象五十年代初的镇反那么恐怖，不象五七年反右那么横暴，但在校园中对青少年身心的毒害和扭曲是空前的。那时笔者正就读高中。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记忆。有的同学为了入团以增加考大学的政治资本，其谄媚班主任、团干部神态，和在政治学习会上痛骂自己成分“不好”的父母，宣誓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复杂面部表情都深深嵌印在笔者的脑海之中。当然，笔者当年作为一个家庭有政治问题，又拒绝作政治输诚的“落后学生”，尽管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亦理所当然地被大筛子筛了下来。 胡锦涛们是幸运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太子党们大多还在读初中、小学。工农子弟由於家庭学习条件差，甚少可攀登入高等学府。再接下来胡锦涛们还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积极表现进一步脱颖而出，成为学生党员并继而被选拔为政治辅导员。 胡锦涛们还有一个幸运是他们在文革狂飙起之前毕业离校了。免去了有可能在文革中站错队——参加造反派红卫兵——而被政治出局的下场。胡锦涛们携着一份亮丽的人事档案进入了共产党的体制内。这成为他们今后仕途的起码的、又是极为重要的基石。 我一直不相信在这个群体中会产生民主政治改革家。因为一，他们是这个政治制度的产物和受益者。二、他们本来在性格上就缺乏创新开拓精神，而习惯于依附权势上承下达。三、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共产党作了彻底的政治洗脑，人格已被严重扭曲。在共产党专制政治的土壤上，由共产党的政治肥料所培植出来的岂会是民主之树，自由之花呢？ 然而，前两年来胡锦涛的一些表现使我对自己的这一判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胡锦涛拒绝住进中南海。多么好的抉择！中南海这由人民血汗修建的昔日帝王私苑在帝制被推翻后理应回归作人民公园。而毛泽东等霸占之，则将其成者为王的封建帝王心态暴露无遗。胡锦涛拒绝住进去说明他有清晰的政治见地。胡锦涛取消北戴河办公的廉政之举使之鲜明地区别于以奢华为能事的梳头总书记江泽民。对涉嫌颟顸处置萨尔斯病的高级官员予以断然惩处表明他有革新的意识。这些都使胡锦涛在海内外许多人亦包括笔者心目中赢得了好感。尤其还有个消息说胡曾派遣中央党校代表团访问北欧诸国，表现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这更令我欣慰莫名。鉴此，我觉得自己以前对胡锦涛的判断不无偏颇。自古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怎么以固定的眼光看人呢？虽然，花丛中亦有杂草。怎么胡锦涛跑到西柏坡去“朝圣”？毛泽东是什么货色胡锦涛还弄不清吗？然而，满怀希望者总是自己编制美丽的图案自我安慰。大概这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正统继位者吧，不必对之多作猜疑。我这样开慰自己。 晴天一声霹雳。胡锦涛在四中全会上秘密讲话的披露对我不啻提壶灌顶。我豁然清醒、骤然省悟过来。嗨！这不就还是那个政治辅导员吗？几十个春秋过去他仍然保持了政治辅导员的思维和本色啊！我对胡锦涛的判定遂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回归到最初对他的评判。 胡锦涛在秘密讲话中说：“一段时间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这些话多么耳熟啊。突然，我感到时光在飞速倒转，倒转到四十多年前。1962年8月，毛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哦，这两段话何其相似。当毛在北戴河的讲话传达下来时，胡锦涛正在就读大学三年级，时任政治辅导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的话深嵌在他脑海。四十多个寒暑的尘土风雪都丝毫没有使这些深藏他心间的真言失去光彩。胡锦涛一旦把它抽出来，仍犹如一道寒光闪闪的达摩克里斯利剑。 无怪乎胡锦涛一接总书记之职，就迫不及待地率部前往西柏坡“朝圣”，原来他是以毛主义的真传弟子自诩。 胡锦涛的秘密讲话十分精彩。除毛式语言俯拾皆是外，还对世界公认对苏联东欧民主转型和世界民主格局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戈尔巴乔夫厉声怒骂。将戈斥之为搞垮苏联、苏共的历史罪人。 至此，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胡锦涛，这个前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是中共党内新一代最大的政治保守派、顽固派。他咬牙切齿地咒骂戈尔巴乔夫系向世人宣告，他决不在中国作戈氏之举。所有把中国和平演变寄托于他身上，所有希望他能成为中国戈尔巴乔夫的人都百分之百地失算了、失望了。 或许有人还抱有一线希望。胡不是有亲民表现吗？不是在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吗？别忘了。胡心中的导师毛泽东当年也是满嘴人民人民的。什么“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云云。胡锦涛的“为民”调只是可用以说明他确得毛泽东的真传。 二、洞悉了胡锦涛的政治本质后，我们民主力量该怎么办？ 将一个专制政权变革为民主体制，其途经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武装革命，一类是和平演变。就当代而言，罗马尼亚是前者，苏联和其他东欧诸国是后者。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和印尼苏哈托政权的终结也是后者。 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不主张主动式的武装革命。因为这不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亦不具可操作性。当然我确认民众在受到专制政权的暴力镇压时有武装抗暴的权利。 我倾向的是和平演变。从当代的一些实例来看，和平演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权者比较主动地进行，它表现得比较平缓有序。另一类是当权者在巨大压力下迫不得已地实行。其过程表现得较激烈亢奋。在东欧，匈牙利是前者，东德是后者。而亚洲的菲律宾、印尼都属后者。 由於胡锦涛群体已主导了中共政权，匈牙利式的和平演变已无希望，剩下的只能是后一类了。也即中国的和平演变不可能是“宁静革命”，它必须由大规模的民众街头政治来催化。只有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胡锦涛们中共新一代保守派、顽固派才不得不弃守他们的专制主义城垣。毫无疑问这种急进式的和平演变是有可能变调为武装镇压和武装抗暴。这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却又是我们在思想上应有所准备的。 现在海外民运在做什么呢？可以说，所做的一切都仅仅是促使中共领导层愿意实行匈牙利式和平演变而已。无论是办民运杂志、民运网站、还是开研讨会，发谴责声明，到中领馆门前举行规模有限的集会等，其给予中共的压力都是很有限的。尽管抨击中共的语言十分激烈、尽管本意是想在中国大陆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这种仅限於文字语言的冲击，在远渡重洋到达中国大陆后，顶多也只是强弩之末。有限的压力只能起到有限的效果。说它促使中共缓进和平演变已经是予之很高估价了。 有朋友或许会激烈地反驳说：我们是武装革命论者，我们一直在宣传武装革命，怎么说我们也只是诉求和平演变？ 海外民运中的武装革命论高扬了十多年，可曾见到持武装革命论的朋友回去向某个最凶恶中共公安局放几下冷枪，扔上枚土治炸弹？或许朋友们又会反驳说：我们主张武装革命并不见得要由我们亲自去进行，应是国内民众接受了我们的武装革命论后勇敢奋起。可现实是，武装革命论宣传这么多年了，国内有谁因接受了你们的理论勇敢奋起去向中共兵营、派出所、党政大楼发起武装攻击了？说武装革命论也只在促使中共实行和平演变，系考虑到它可以向中共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不和平演变就有暴力演变的可能。这是海外民运武装革命论唯一的价值。 在中共领导层毫无缓进和平演变意愿；在武装革命毫无发动征候的同时，另一种社会情况却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了，那就是汹涌澎湃的民间抗议浪潮。仅近一、两个月来就有重庆万州事件，五万民众包围市政府。广东揭阳事件，三万人聚集反对滥收过桥费。安徽蚌阜事件，万人抗议克扣退休金。广西钦州事件，千人包围殴打街头残障音乐家的警察。山西万荣事件，两百多名工人乘九辆大卡车冲击交警支队。陕西铜川事件，八百名矿难家属冲击政府部门。陕西榆林事件，两万名农民上书抗议遭受镇压。四川汉源事件，十万农民抗议建水电站征地不公。四川泸州事件，几千工人化工厂工人因抗议拖欠工资，阻路拦车，于千多防暴警察冲突……固然这些抗议行动都一一被中共当局用两手化解了。但是，如果今后某个时刻全国各地能持续地、大面积地、互有联系地发生这种民众街头集会抗议，并把其诉求提升到有民主政治内涵，那么，中共政权就面临马科斯、苏哈托的命运。 海外民运如果不满足于清谈，就应把思路和努力方向转到如何策动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上。海外民运组织虽多，但对国内的渗透都有限。国内挂了名的民运志士都在当局的掌控之中，难以行动。实际上国内这么多的民众抗议行动，除东北辽阳工人运动后期尝试争取海外支援外，其他都与海外没有关系。说干脆点，国内这么多此起彼伏的群众抗议行动都不是国内的民主志士发动领导的，也不是海外民运组织在国内的成员发动领导的。故此，目前海外民运加速推进中国民主步伐的重要手段应是大力支持国内民众的维权抗议行动。促使这维权运动大规模地、大面积地、由点及线及面地发生，成燎原之势。同时要设法使中国民运运动与群众维权运动结合起来。逐渐把群众维权运动提高到争取民主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层次。 欲实现这一目标，海外民运对群众维权运动的支持不可仅停留在道义上、宣传上，更重要的须体现在实际上。其一是以经济力量予以支持。一个具体的作法可以是大规模公告于世：凡因组织民众维权抗议活动而被中共当局屠杀的，海外民运将给予某一数量的抚恤金。被中共当局抓进监狱的，则按其刑期给予慰问金。这并不是什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赏之下的勇夫去做的未必是正义的事情。而当今中国大陆民众的维权抗争则完全是正义的。海外民运亦无力给予谁重赏，只是作经济上的有限支援。领导维权斗争的人士被杀害了、被监禁了，他的亲属、遗属生活陷入困境乃至绝境，难道我们可以漠不关心地坐视？我们应尽力给予抚恤慰问。经济支持是最实际的支援。海外民运的这种支援将使国内更多的正义勇敢者无后顾之忧地奋起，去串连、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民众维权抗争。而我们的这种大力支持将使我们能与国内维权群众运动的杰出分子联系起来，逐步得到他们的信任。据此，我们可以进而把群众的维权斗争引导上较高层次的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 当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主要须寄托于底层民众的斗争。中国知识阶层就整体而言已被中共收买。除甚少数坚持以文字对当局进行有限批评之外，一部分成为中共政权的谋臣、辩护士，大部分则以其知识技能致力于自己的安乐窝，漠视底层民众疾苦。更有甚者，一些无良医生、教师把病人、学生视为手中人质，肆意予以盘剥。对社会道德的沦落起了极坏的催化作用。他们对社会现状大多采取认可的态度。只有处於社会底层的群众才有迫切的变革要求。曾以欺骗蒙蔽手段裹胁民众来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的中共，现在反过来面临民众冲击的局面。可以预期的是，以前被中共欺骗蒙蔽的民众在觉醒以后会以维护争取自己的起码权益为出发点，走上终结中共这个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专制政权的道路。而且，还可以预期的是，这一终结不会造就另一个专制政权。在民主理念已扎根于世的今天，在民主运动的大浪淘沙之后，诞生的一定会是个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权。 要问支持国内群众维权运动的资金如何得来？海外民运参加者的自愿捐款。我谨建议， 所有海外民运组织、人权组织的首席领导人都捐出相当自己一年工薪额的捐款。其它成员都捐出相当于自己一个星期工薪额的捐款。我相信，海外有正义感的侨界人士在看到民运人士的这一壮举后会给予支持的。这样，有希望募集到百万美元的资金。谨建议海外民运为此举行多层次会议进行磋商，推举某一数量(如十一名) 较有代表性、公信力的人员组成支援国内民众维权运动委员会，具体商议操办支援事宜。要办得廉洁、透明和高效率。如此建议被采纳并进入运作，我将立即捐出我的年薪两万三千美元。 我的建议能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高？心中没底。有朋友会说我辛辛苦苦搞民运应该接受捐款，怎么反而要我去捐款？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投身民运这一正义的事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什么时候感到疲倦了，随时有权利退出。无可厚非。但是，只要你自觉为一名民运志士，就不应想从民运得到收益，而只应想怎样去作奉献。我始终认为，尽管当今中共及其文化打手和某些心理变态者在不遗余力地攻击、丑化、抹黑民运志士。但我坚以自己是一名忠诚的民运志士为荣。 在海外安全的环境下，除了那些全职主办民运刊物或操持某项具体工作者外，其他民运人士都应自食其力。并在此基础上作精力、经济上的奉献。然而，国内组织发动群众维权斗争的人士却应受到经济支持。因为他们时时处在危险之中。而且从事串连组织发动工作，必然使他们不能全职打工养家活口。我并不认为我的这个建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朋友们可以集思广益研究出其他方案。但是，我坚持认为，如果海外民运还是象现在这样作为的话，那无论你发表了多少篇精彩文章；无论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叫得多宏亮；其作用充其量是促使中共党内戈尔巴乔夫的出现。 我们已经等了十五年，等江泽民下台。等胡锦涛上台不受干扰地实行新政。望穿秋水总算盼到胡锦涛全面执政了。可是，海市蜃楼消失在顷刻之间。那我们再等吧。共产党领袖的年龄出局线是七十。如果胡锦涛遵守这条线，他还可在位十二年。如果有能力不遵守，将会更长。何况，在胡锦涛之后或许还会出现张锦涛、王锦涛…… 呜呼！“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朋友们：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谨致诚挚的问候！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敬呈2004年12月29日 (网路文摘) (12/30/2004 15:25) 作者本年此前发表的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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