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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解放军将士起义书 ——献给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 孙丰 本文的目录是： 前言 一：为什么要打倒而不是改造共产党？ 1：共产党不具有中国本土合法性 2、共产党的早期（在野史）罪行 （1）破坏国民革命的两湖农民运动 （2）共产党残酷的自相屠杀 （3）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产党都干了些什么？ 3、共产政权罪恶滔天 4、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批判 二、军事起义的可能性 三、军事起义的战略原则 四、军事起义的战术方法论 前言 解放军将士们：“六、四”屠杀已过了十五年，引发此次各民族共同大反抗的原因：中国社会的主宰力量——共产党的腐败不仅没有制止，反而逾演逾烈，到了不可收拾、没有止境的地步，社会已经堕落到“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断垣：一方面是权贵社会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另一方面是民众社会的饥寒交迫、颠沛流漓；中国已是富者阡连千陌，穷者无立椎之地。 共产党在“三个代表”的虎皮下，劫掠抢夺、横征暴敛，上扒列祖列宗坟墓，下断儿孙血脉后路；不仅国库被盗一空，连民族得立其上的这块土地也被他们掏透榨干：水土流失、植被蜕变、河断江泛、风沙肆疟、地表沉陷……祖先们繁衍生息传留给我们这块绝无仅有的得以存身立命的地基也凋蔽败破、百孔千疮……中华民族已陷于生死存亡的绝壁！ 从盘古开了天地，经了炎黄，尧、舜、禹……周公、孔孟……上下五千年，历史上可曾有过像共产党这样荒淫残忍、侈奢靡烂、贪得无厌、肆无忌惮、野蛮暴戾的政权吗？ 五洲四海，广宇环球，可曾有像共产党这样倒行逆施、横竖不分、草菅人命、吮血食人、羞耻全无的统治者吗？ 没有！从来没有！ 我五千年的文化可曾陷于过这样的危机吗？没有！从来没有！ 在科学如此发达所铸成的现代文明下，中国社会人心离散、虎狼当道、蝎蛇横行、到处弥漫着恐怖、颤栗，冤狱遍地、哭嚎之声不绝于耳，整个国家陷于酷刑暴政，特务遍布，警匪一家，政府黑社会化……伦理崩溃、道德沦丧、秩序瓦解……维系我们的文化也都惨遭动摇……我华厦大地真乃天苍苍，地茫茫，夜沉沉……呼之无应、嚎之无声……市民失业，农民流漓，遍地是罢工抗议浪潮，四野尽揭杆暴动硝烟……一个惩办江贼民，审判上海帮，推翻共产党的民族怒吼正成熟为新世纪的历史任务！愤怒之火焰遍神洲，讨伐暴政打倒吃人豺狼共产党正成为凝结各族人民重建华厦的共同心声！历史向每一个炎黄子孙提出缚妖孽，葬共产，重整旧河山的艰巨任务。父老兄弟姐妹的共团圆就赖于这一任务的实现！ 将士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挽起我们的手臂，挺起胸膛，昂起头颅！举起棍棒刀枪——用我们的肩膀担起自己的命运！ 把民族的责任背负到我们的脊梁！ 用我们的血肉铸起人人生而有之的自由，生命当有的尊严！ 只有打死豺狼推翻共产党！拨乌云才有朗朗天，灭除妖孽才能重整旧河山，再造华厦，重塑民族精神！ 解放军将士们： 从共产党篡政那一天，中国人民就高举起反暴政的旗帜，异议阵营的斗士们就把揭露共产党，捍卫生命尊严的义务承担在肩，开始了与毛匪共党专权暴疟的艰苦卓绝之斗争：一茬茬，一代代，前扑后继，英勇顽强，抛头颅，洫热血，不屈不挠地坚持五十多年，始终就没有松懈终断…… 五七年，是我们民族良知发出了第一声长啸怒吼，一批正直知识人士对共产党表达了人民的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如同雷鸣闪电，光耀千秋，史册永载！毛泽东自比残忍凶暴的秦始皇，自己说把四十六万人打成右派（八十年代初平反公布有六十三万或八十五万），多少义士被关进大牢受尽凌辱，尸抛荒野，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即使在最黑暗的文革时期，我们民族中那些优秀分子也不甘沉沦，他们上下求索，要为民族找出摆脱黑暗、砸碎镣铐的出路——各个城市都有一批为探索真理而联结到一起的沙笼，他们多遭到了野蛮的杀戮：思想解放的先驱者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酋……七十年代初的湖南杨小凯、广州李一哲们……他们都响亮地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秦始皇的时代强音，终于汇成了七六年天安门前那场向当代秦始皇的“扬眉剑出鞘”，揭开了共产专制条件下争自由，要民主的序幕（由于时代的局限，“四五运动”本身可能算不上一次彻底的民主斗争，因它含有一定成分的共产党右翼性，它的历史作用却为开启真正的民主自由踢了第一脚）。 接下来，南疆贵阳喷发出一股全新的民主清流，短短的两个月就辐射全中国，带动出北京“民主墙”的灿烂春天，这股浪潮顶着高压与围攻，夹缝求生，忍辱负重，维持了二年半，于一九八一年春被一网打尽。它虽不能算是成熟，但却是一次散发着理性解放要求的觉醒，其着眼处是为民族缕清陷于如此持久灾难的原因，是当之无愧的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它虽被邓小平镇压了，民主自由的火种却已撤播，根植到民族的血液，无时无刻不在顽强地寻求萌发，艰难地挣扎着，博斗着：人格尊严的要求潮涌般地席卷中华，要民主，挣自由的吼声震耳欲聩，惊动天地、感泣鬼神……邓小平发动了“反自由化”的反动回潮，在人民以及共产党内开明派代表胡跃邦等先生们的抵制下，这股逆历史而动的回潮草草收场。八三年的“严打”尚未落幕，八四年学潮重起，承民主的要求于其前，汇成了八六年那场起于合肥迅速漫卷全国的学潮，传递了七六、七九的火种，为八九民运做了前期准备。 在全人类高唱民主凯歌，纪念法国大革命之际的八九年春天，明公胡跃邦含恨离世，山川哀伤、天地动容、万民悲恸，胡公的冤屈终于唤醒了全民族的良知，催发出国人人格尊严的觉醒，一场以学生为先声的悼亡灵，反官倒、反腐败，要政治透明，要言论自由的全民族的民主大潮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纵贯南北，横扫东西——东方的睡狮醒来了，华厦沸腾了，整个共产世界咆哮了！天宇凝，大地动，中华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敲响了共产主义的丧钟。它庄严宣告： 共产主义是虚幻假相，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应彻底予以摧毁！ 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就是划开了共产主义运动从上升陷于衰败的分水岭！ 八九民运敲响了共产必亡的丧钟！ 八九民运宣布了人类一家，为中国的前进找到了座标——人类价值共一！ 任何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都是向国民提供安全，秩序，不是为了仇恨、斗争。 生命天就，人权至上！ 八九民运做为文化的基点，它是人类存在的根脉所系，是从生命内部发生出来又归回生命的人本大觉醒。 它昭示：人为人而活，不为任何意识形态而活！ 因而，它彻底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陷于人人喊打的狼狈处境！ 八九民运遭到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一班刽子手们最残酷最血腥最无耻的镇压： 赵紫阳先生被非法软禁；尸骨堆古城，热血染黄土，万民悲愤、山河乌咽、日月为之丧色、天地为之失声…… 解放军将士们： 十五年过去了，共产党不仅没反了腐败，它们干脆就蜕变为野兽。 我诚恳地请求你们能看到：中国已患上不治之症，它的溃烂没有止境，它腐败到何种程度呢？单从它的银行管理来看，仅政府承认的坏账呆账就有1.2万亿，坏账、呆账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年递增率为6千亿，占去国民生产总值的40/%，请想想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13亿人，它一年生产总值的40/%竟不知去向，这还能算是一个国家吗？每天都有大量的款项流到海外，每天都有贪得腹凸肠肥的贪官逃出国门。一个对国家对国民负责的政权能在天安门前耗巨资建那个大鸟蛋，大鸟窠吗？只就看看眼时下如狼似虎的警察，你就知道中国黑暗到何种地步。 将士们： 请看一看吧，人走在街上竟无缘无故地抓去打死，一起一起又一起；女青年生得漂亮就被强奸死；三岁的小孩被活活饿死；女学生放学回家被警察当卖淫女抓去；五十六名东北同胞数年告状不成只得蹬上高楼喊冤；六名东北妇女无奈上楼自杀；天安门前多少自焚者？福州花连县委书记黄金高说实话被省市委隔离；蒋彦永老人说实话被军队关起来；山东父老跪到胡锦涛车队前齐声喊冤；郑思宠律师仗义执言而进牢房；南方都市报说实话而被判刑……无势无钱的弱势群体怎么往下活呢？ 我问苍天，路在何方？ 我问苍天，路在何方！ 咱们且不说别的，江泽民主政以来，在你们军队封了多少“上将”吧？你们现在的上将是毛译东时代的元帅和大将，到了江泽民手里简直就像发面酵母，一茬茬地往外冒，解放军的将军如“雨后春笋”——何之于这样呢？他要收买！他必须收买，一天不收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请看看张万年老人的榜样吧：七十多岁的人了让上海瘪三玩于股掌，正是莽汉张万年的上当才让江贼篡军阴谋得呈，张老将军自己呢？瘪三们连眨眼的工夫都不留给他，脚一抽就甩到坑底，张万年的耻辱是永不能洗刷的，张万年呀张万年，你让孔孟蒙羞，让齐鲁受耻！只要有历史你就要被国人嘲笑。 再看看军委：陈至立、由喜贵算什么东西也往里躜，军委的建制快比政治局还多还大了，最庄严的帅府成了拉圾箱。讧泽民那乳臭未干的二小子还不知枪栓怎么拉竟当上大区副政委；江棉衡能当科学院的副院长…… 将士们，破鞋坐到你们当中，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你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土家园，每日大量发生的那些惨不忍睹的悲剧都逃不过你们的眼晴。你们自己来扪心问一问吧：这个国家还能维持吗？ 将士们： 最严重的是你们做为国家的防御力量，竟在八九年充当了屠杀人民的工具，当时这支队伍的早期将领如徐向前、张爱萍等老一辈百余人出面阻止，结果悲剧还是发生了。十五年过出，中国的现实状况证明：八九民运的选择就是由中国历史进程的根据直接催发，它是据于人类共同的方向—— 因为：人既已是人，那就人人都有平等的尊严，不分民族，不问信仰！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在人类一家这个价值之外。 只要是人，就只能做为人而存在！ 人不能做为意识形态的附件！不能做为制度的附庸！ 不接受八九民运的价值选择，就走不出危机的沼泽。邓、江、李屠城后这十五年的实践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社会不是处在政权的预见与规范之下，而是朝着政权号召、规范相反的方向急剧恶化，这还不是权力性质与人的性质相背离的证明吗？ 眼下的胡锦涛、温家宝并不像忍人恶汉，看不出有多少邪术，他们也不是不做努力，常常有反省自责的言论，但仍不能制止国势的衰败，道德的继续沦丧、秩序的彻底崩溃，在我中华大地上，每日里都是这里的书记、省长、市长卷走多少钱，一夜输掉多少百万；那里的书记、局长怎么样互相火并残杀，枪击硫酸烧；某地的官员勾结贩毒团伙……某省走私，某省偷税，多少官员携款出逃……某地无辜致死，某地集体淫乱，这里抢了银行，那里的官员死在妓女身上……这些丑闻也包括军队：武装走私，互相火并……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道理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共产主义是主观空想，人却是客观实在！ 一切客观存在都先天地有了性质，怎么可能设想让客观的人放弃自己的本性去服从不着边际的虚幻呢？ 人只能走人路，共产党偏让人放下人路去走看不见摸不着的幻想。 经济是人的存在须臾不能脱离的条件，必须指出；经济是人的“存在”所不能脱离的，它就不可能渲宾夺去人的存在这个主，马克思痴心胡说的“经济决定论”就是离开人的存在想入非非。它当然不能比生命的存在更根本更基础，因此人类社会的存在就建立在生命的自我完满上，生命的自我完满就是人权至上！ 人权高于主权！ 将士们： 一个人权至尊至上的观念已经由八九民运所播种，走进了社会，没有什么人，有什么力量能绕开它而独劈溪径，中国前进的道路只能以它为底线，中华民族道德伦理的重建也只能从它开始——这就是人类的生存是服从自身的生命性，决不是服从任何主观胡说，因而人类生存的最高原则就是生命的完满。 将士们： 中国的民主斗士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拉开了民主进程的序幕，用艰苦卓绝的奋斗把这个进程推到了成熟的水平，共产党已陷于崩溃瓦解的末日。彻底推翻专制，埋葬吃人不吐骨头的共产党反动势力，完成宪政，最终在我国实现民主的攻坚任务，应该由你们来完成，你们应义无反顾地予以承担！你们应该是国家的柱石，御外的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军队却做为私家集团的保镳充当镇压民众的工具，“六四”屠杀已使军队蒙受奇羞大辱，长期得不到人民的凉解。 要知道，徐向前、聂荣臻都反对屠杀。 徐向前在屠城前努力敦促缓和，阻止军队进城，屠城后又多次表示：对六月四日采取的清场及平息政治动乱事件中，动用了实弹镇压，并造成数百人伤亡，表示震惊；事件将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留下伤痕和重大过失，表示不能接受。 九月二十日又再次表示：动用军队镇下，总是难以接受的。徐老元帅死前都不能忘怀，提出要在适当的时机对八九风波做出修正；张爱萍、耿飙、黄华三位元老也极力抵制屠城，特别令人敬仰的张爱萍老人至死都不见邓小平，五次上述平反；在这次空前的暴行中有一百多名老将军反对屠城，除了张爱平、耿飙，还有陈士渠、叶飞、宋时轮、周桓、杨德志、秦基伟、张才千、梁必业、唐天际、王辉球……等等；最了不起的是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大义凛然拒不从命，是我中华的血气男儿；在这次屠杀中还有许多军官，战士英勇地站到人民一边，他们也都受到了残酷的审判，原五十四军战士张士彬就与我同在潍坊监狱负刑。原戒严部队通讯站站长（连职）刘晓明就揭露其属下“平暴英雄”刘卫国其实是擦拭武器走火所死，并以极其敬仰的心情介绍了他们师长是如何率全师迂回京郊不肯进城屠杀。事后，许多在镇压中上当受骗的有“功”军人，曾经以各种方式向江泽民中央痛陈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他们忏悔，许多军人拒绝记功，还有许多人转业后受到地方人民的鄙视，乃至被自己的家庭所拒绝……大连市那位告发肖滨的妇女正天被飞石袭击，多次搬迁……在这次屠杀中军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污辱…… 将士们： 你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也是炎黄子孙，你们对中华民族也有一份义不应辞的责任。 我们不相信，你们看着我们的市民、农民同胞煎熬在水深火热中能无动于衷？看着社会秩序崩决，道德沦丧能不心急如焚；看着祖先留给我们这块得以存身的土地被啃噬、破坏能不忧虑；看着我们的国土被出卖能不气愤……人民离心，民族隔阂……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共同负起重建的责任！恰恰是党控武装这种独裁的制度使军队形不成民主气息，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八九年以来，军队中许多有民主要求的人也曾尝试图谋，但一露头就被铲除，虽然军队有许多有良知的个人，但在江泽民的把持、监控、离间下难以走到一起，握不成拳头，成不了气侯。 中国若没有军队的觉醒，国民的民主要求越是深入，越是强烈，所造成的社会隔阂就越是尖锐，社会对对立就越是加剧，民主的实现不只要社会的成熟，也要求军队的同步成熟，军队不完成这一觉悟，社会的进步就陷于重重障碍，危机的白热化将导致整个国家陷于恐怖主义泥潭——中国的警察早成了土匪，他们借军队孤假虎威。军队一天不革命，国家就向着深渊跌一步。军队一天不站到人民一边，社会就向着灾难深陷一层，就可能是秩序完全失控，破坏的程度就难以预见，整合重建就越是积重难返。 因此，法办江泽民，清算上海帮，推翻共产专制的历史任务，需要军队公民的参与，这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殷切盼望的。 将士们： 请不要忘了，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你就对自己的祖先有一份承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份义务，你不能逃避！你不能当孬种！通过军队的起义来最终抡救国家，完成民主，实现宪政，是大势所趋。是所有有天良的，正直的军人所义不应辞的责任！ 将士们： 是时侯了，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复兴中华的义务吧，请伸出你们的手臂与亿万同胞挽到一起，共同来抢救我们的国家。时不待我，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义吧！ 当然你们会想：难道不能找到更好的救国方式吗？难道对共产党不能实施改良，一定要打倒它吗？ 起义又何谈容易，怎么组织，怎么实施？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是的，有许多问题。起义谈何容易！为此，在下在提出这个号召之后，将就这些疑问和棘手的方面做出回答。 首先是：一为什么必须推翻共产党，而不是改造它？难道不能通过政治改革使它换骨脱胎？ 这个问题，我们将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做出回答。因为共产主义不只是个现实的实践，更深层的困难在于指导实践背后的那学说，正是那学说自身的虚幻与形而上学性，使它包含的荒谬不能被直观，使我们错觉地认为全是因为坏人当道，而勿视了对理性质量的考察，正是虚幻信念淀固成顽固观念异化了人的心灵，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用学说的规模，不是在这里能完成的。我们的回答就只着眼于两点：一是共产主义的实际罪恶；二是共产主义学说在理论上的荒唐性——它是没有客观性的不可证明的臆想。 第二部分谈谈军事起义的战略原则与方法论原则； 第三部分是起义军队所必须服从的原则。 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 打倒共产党只是一个主观要求，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却是个客观证明 。提出打倒共产党是我们的呼吁，虽然它已经近乎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就人类理性的分析来说，它仍是主观的意志，它与共产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它与“革命”、“反动”、“反革命”的认定一样，都是个别意志所单厢的主观情愿。意志是人人都有的，是生命的组织成份——因而都是个别的，除了对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天然合法性。 但是，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却是把一个意志纳归到人类存在的背景中，考察它与人类存在的关系是相符合还是相违忤，即证明它的合法性。 为什么要以人类存在来做意志合法性的背景呢？ 回答是：归根结蒂人类是个存在事实——人类生命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自然的，所以人的行为虽受制于自己的意志，但意志却是生命之中的，归根结蒂还是服生命的自然性，在自然的范围里，人除了存在并不负有别的使命。 一个意志对于所有同类是赐福还是降祸，对生命是满足还是损及，不到生命的存在中，不用生命的自然性来鉴别它，又用什么呢？ 人是自然界的物种，它的最初和最高本质当然都只能是存在！ 而生命的意义就是存在下去！ 因此说：人在存在之外，并不负有任何别种义务。 人的意志既是人的物质构成成份，是物质的机能，当然它就不能超越出生命存在之外。意志的本质是生命存在的表现，意志的意义就是经验和实现生命的存在。所以任何实际的意志其合法非法当然就是看意志所表现的是不是生命里所包含的，意志的所指向是不是生命的性质所可能的。所以—— 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区别就是不因意志出于自已而不追究它的合法性。 共产党要建设的共产主义却完全是它自己单方面的意志，用强权加给国家，加给人民，这“共产”到底是什么，它与人类单纯的生命存在这个本质是相顺还是相悖，并没有被证明，共产党并没将共产放进人类存在这个客观背景中加以证明。老实说，共产党并不懂共产主义合法非法，非法又非在哪里？ 现代文明下的“宪政制度”其实就是不问意志出自谁，出自什么人，只问意志在人类存在背景中有无合法性，“宪”字含有限制性意义——通过必须程序的限制，使国家意志不仅有主观合法性，还要达到客观合法性，宪政的制约程序其实就是意志必须被证明才能算为合法的简约化。 鉴于国家在共产党的淫威下所陷于的危机，复鉴于中华民族的理性经历了百年的民主追求，到了今天，它已经成熟，且成熟到若不上升到合法地位，它蕴含的能量与现行制度的尖锐矛盾就将盲目横溢，不能不陷社会于崩溃。这里说的不只是共产主义的崩溃，而是人类存在所不能不仰仗的的社会基础的崩溃——即人类伦理根据底线的解构，整个社会将各行其是：为不可数清、不可预见、不能防备的意外势力所笼罩，灾难不可设想。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才能树人啊！ 成熟了的新观念不能上升到统治地位，这种局面是很可怖的，有使整个社会陷于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 那在客观上阻挠着成熟观念达到合法性的力量就是国家武装，它被旧观念的持有者牢牢控制着，以机械力威胁着社会活力，迫使社会智慧离开价值吸引泛滥冲撞，因此我们就已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华民族需要贝尔格莱德广场那样的军队——在拯救国家的关键时刻，南斯拉夫的军队果断地站到人民一边，使南国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进程。正是对和平民主的向往，对民族前景的担忧，才使我们向军队将士发出起义的呼吁。我们当然把自己的意志理解成历史的必然进程，所以就要自觉地服从民主程序的证明性原理，我们试图通过这种证明唤起有良知的军队公民的支持。我们就把打倒共产党这个要求放归到人类一般理性里经受检验，求证出它既是人类存在，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性，让人诚服，以求得军队将领们的理解。并且呼吁一切行动者都要自觉把求证当作合法性的必须环节，牢固地铸造到民族的机体上。 我们要打倒产党，这一意志必然合法的第一个证明是—— 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之二 中国共产党不具有中国本土合法性 共产党只知道大骂汪精卫、溥义，他们自己呢？其实中共与他们所骂的伪政权一样也是卖国贼，汉奸。我的证明是： A、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向亚洲输出革命的一个环节 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孕育出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理性的一个批判时期，封建王朝解体，各种思想流派获得空前表现机会，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中国，不仅仅马主义著作被翻译，而且也有实践上的表现，但它是社会民主党的，而非共产党。1911年11月江亢虎创建社会民主党本部，12月他与陈翼尤、詹天雁成立苏州支部，顾颉刚、叶圣陶、王彦龙等许多知识分子都参加进去，发展到四万六千多人。其纲领是赞成共和，融合种族，人道主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改变以往法律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倾向到人的尊严上来，普及教育，振兴实业。社会民主党是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发组建的，没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它是中国历史进程里土生土长出的产物，是中国本土的产物。 但在中国的本土上并没自发形成组建共产党的要求。在中国人完全不知情，在与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无关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和它控制的共产国际却在偷偷做干涉中国事务的窥视，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谋划，首先在他们国土内物色寻找，终于在西伯利亚矿场找到了山东平度人杨明斋，经莫斯科大学的速成培训，然后引维辛斯基这条恶狼入中国的国门。 我请求军队将士和读者能明白，这个维辛斯基之来中国是胸有成竹，是重任在肩。是负着俄国狼的使命，不是为着中国人的幸福而来中国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以什么为理念、宗旨，执行什么路线、方略，早就由俄国佬在俄国在克里姆林宫定做了，储存在苏共派遣来华的那些间谍教父们的大脑里。 20年维辛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张国焘、施存统；五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六月陈独秀就组建上海小组，李大钊织织北京研究会。可见这共产党不是从中国本土的萌芽，而是外国势力的文化入侵，是苏俄制作的试管婴儿强加到中国母腹中的怪胎异物，是外力的嫁接，是入地地道道的沙皇入侵！ B、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成立，而是由马林、鲍罗廷所泡制 21年7月那十二、三条汉子是些被操纵的木偶，他们是被幕后的牵线网络到上海“建”党的，在那里做纲领性发言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苏俄的马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是由俄国佬拟定，由马林来华照本宣科的，他还宣布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国际的决议与领导，向国际报告工作。那十二、三个中国人只有鼓掌表决的份，那时的他们那知西东和北南？！他们是被愚弄被教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着对自己民族与国家的破坏捣乱，去向苏俄斯大林进贡，它一直被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米夫之流所操纵，它没有独这性。它也不是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所是为满足苏俄并吞全球服务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不是国货，是俄国佬在中国制造的俄国利益的代言人，是侵略者走狗，是卖国的，与汪精为的南京政府，溥义的满州政权相等同的汉奸集团。 中共成立后也没控制在中国人手里，全由共产国际说了算，陈独秀并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远东局的命令他左右不了。苏俄顾问和国际代表的话远比共产党领袖们的话有效。国共合了作，陈独秀就不想捣乱，他要他的党与国民党共同承担民主革命的重任，但远东局却非要共产党在国民党里捣乱不可，陈独秀不干就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分子，赶他下台，甚至命他去莫斯科作检讨。 从共产党成立到延安，始终没有摆脱斯大林的阴影和第三国际的控制，斯大林不是出于关心中国，他不是善人，而是出于侵略和奴役，想把中国变成他的共产暴政的实验场，他才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维辛斯基、马林、米夫、尼科尔斯基、鲍逻廷、伽伦、越飞、李德、弗拉.基米洛夫……等等才是对中共握有实权的教父，是真正掌控共产党的背后操盘黑手。 中共要仰第三国际的鼻息才能生存，中共领袖的更换与人事组织的变动全由莫斯科圈定，苏共组建的中山大学是中共领袖和派系的摇篮。中共并没有为自己制定纲领、路线和策略的权力，也没这个能力，全是由苏共派来的教父指手划脚——中共是没有自主权的儿子党。是俄国代表按照苏俄的侵略野心，唆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是要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搞离间和分裂，发展自己，是出于控制国民党的目的：中共是按照俄国人的指令去破坏自己国家的民主革命，阻挠北伐，发动农民运动来破坏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流氓暴民们烧、杀、抢、掠、奸激怒了前方作战将士，造成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逼迫蒋介石发动分共清党。 直到延安晚期中共才从斯大林的豢养下独立出来，到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与苏联正式翻脸，其实他的翻脸与中国一般民众的心态一样，是对老帽子的痛恨心理的潜意识发作——他像普通国民一样十分请楚对中国最有伤害，最具侵略的就是俄国狼，只是他个人人格的流氓性、残忍性与斯大林半公斤对500克，使他的这种情绪在反映为实践的政治路线时变成了“防修反修”。 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果，不具有中国本土的合法性。 C、中国本土文化的反省里萌发出来的是西学东渐，不是十月炮响 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由国势的贫弱而导致并逐步发展出对本己文化的反省批判——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流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太拘泥大保守，束缚了人的手脚，防碍了国家的发展，从中滋生出一种摆脱束缚，要求自强的愿望，便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但是，究竟是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哪些成分，怎么样束缚了人的手脚，造成国家的贫弱，还未来得及完成确实的求证和向量化分析就为历史的另一进程所扭转。因为文化的弱点是深藏在它的内部，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不首先经过现象层面的反省认识，是过渡不到对本质的把握的。 其实，我们文化的缺陷是：没有完备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立场，为学之道只是据守明德和追求至善。没有逻辑学就没有证明的方法论，就不能促成认识论的成熟和发达，未完成从知行混一型文化的分离，就不能引导人们对对象世界做确实性描述，造不成科学，也不能带动出人文领域发生观念更新或革命，完不成人本主义觉醒。 但在西方，很早就完成了学问的分类，物学、形上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都早已有各自独立的完备轮廓，成熟到自身做为一专门学问的水平，方便于人们认识世界，发展科学，且可以让人把自身也做成对象对之客观研究。所以西方世界远远地走在中国前边，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是“学习西方，洋为中用”，陈独秀提出一个民主，一个科学的口号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知行混一的综合型，我们民族又没有经受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未完成人本主义训练，社会从没享受过民主价值，不知道尊重个人，既缺少民主方面的学问，当然更谈不上民主实践了。落后挨打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的先辈们在探寻落后挨打的原因时，是免不了首先起于直观，首先注意到现象层面的差异，以此来作对比：船之坚、炮之利、铁道之快、纺机之威力……这些都是有形的，直接可视的，最为生动活泼的，对人的剌激当然也是无能抗拒的，一经进入视野就没有不引发追随的道理。因而有形的、物质世界的差别便首先征服了那正一心救国强国的先躯者们。但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对文化内核的反思却都需要持久的积累，而后方可有成，因为文化的弱点不能被经验所直观，它深藏不露，不经实践的一再教导，提醒，不在表层上一再碰壁，使心灵达到反思的程度是不能触及到文化上去的，物质层面的摸仿总是维新和改革的起点。所以西学东渐按照逻辑也只能起步于有形的表层。一时间枪炮局，机器局都轰轰烈烈起来，但文化深层的反省却被冷落，就很轻率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是很盲目的一打，致使新文化运动滑入邪道，当然它也是新兴潮流所难以避免的一种幼稚。如果历史的进序不发生偏离，这个错误会及时地被纠正，因为一切变革总是起因于现实困境，发端于现实的有形层面，它也必然地从表及里逐步地触到深处的本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抓住了民主与科学，要学习的是西方，要远避俄国狼，这无疑是正确的，是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 问题出在《凡尔赛和约》上，这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扰乱了还不成熟的文化反思，朴素的情感冲击了照理智做选择，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冲动代替了文化反省，反对帝国主义的激情扭转了学习西方的正确道路。给魔鬼撤旦斯大林的输出革命阴谋提供了可躜的空子，十月的那声专制主义炮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中国一头扎进了俄国狼的怀抱。对此，共产党的领袖们心里都有切实的体会，只是为他们为私利所计，顽固地不肯说出罢了。我们务必得清楚：苏俄对亚洲对华的共产主义革命输出，是由苏俄代表掌握和主导的。所谓教父，其作用就是通过对教义、理念的解释权，来诱导信徒走进迷宫，因为任何教义，理念之对于信众，就是提供一个伦理的根据或底线，它使人的智慧只活动在其内，却不能相对地把信念做成认识对象，是信念在引导人、推动人，人依信念以为据，照它的方向来行为，却永远没有探寻它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最流行的一句道白是：我用党性来担保。或：丧失党性。其实这是再愚弄人不过的了，自然界里只有自然性哪来的党性？人入了党就不是自然中之一分子啦？就告别人间烟火啦？不能。那么，就没有人性以外的党性，人到什么时侯，处在什么条件下也都是在服从自己的自然性，社会之所以造就出政党来，是因为人的意识在对自己本性的认识把握上不能逼真，有距离，才需要靠互相克服而直逼本性，是为了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大环境才形成政党的。归根结蒂只有人性。共产党神化党性，其实是宗教教义的一种默化，只有借着对教义的解释，才能让荒唐成了真理，党性是共产党政教合一的证明。 “共产主义”正与宗教教义一样，只准人们追随不准人对它发生认识，实际上就是用强制力的命令使它成为人的行为底线，标准或出发点。信仰或理念的作用就完成了用外人为地为人建一个伦理底限。使信徒从自己的所是里异化出来。党性说的错误在于：人被大自然创造出来时就是带着伦理底限的，只是人不能感知它罢了。伦理底线在实践上让人的体会是： 自己命令自己的行为不成为对别人的妨害。 如果来追问人类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建立起这同一个伦理原则？这当然不能被直观，而只有通过层层剥离才会发现—— 就因为——人是先“是人”，而后才能去做人。所以—— 人所做的正是人所“是”的。 人虽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做，但人却不是由自己“是”自己的。让自已的行为不成为对别人的妨害，正是由自己命令自己：在做人时不超越“是人”。所以说人从造物那里来的时侯，就带着伦理根据，不可以设想在后天里由政权去人为的设定伦理根据。任何物质都是“它是那种物质”，才必有那物质的表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种物质，其行为无非就是它的质性表现，不可能设想在人的物质性之外让人有“共产主义”的表现。 不可能设想党性！ 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们向中国输出革命，就是由他们派遣的教父对“共产主义”理义作苏联式的解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苏联人通过对共产理义的解释完成了对中共领袖们的异化。 异化了的中共领袖们把斗争、仇恨、镇压加给了中华民族。 将士们： 我们的叙述完成了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文化的模式，它就是人们的生存用来伦理的根据，可是人类能叫做人，有了自己的名称，就意味着是有了自己的质了——有了行为据以发生的根据了。任何企图取代人的性质的文化都是反动的，必然是野蛮的，破坏性摧残性的。同时我们也用芳产主义史的事实性证明了它不是中国的，它没有合法性。 我们还将证明一切不具有合法性的文化，做为力量，在实践上必是是失败的，灾难的。不合法就是不是真理。 所以说从义理上讲，共产主义不具有人类合法性，也不具有中国文化的合法性。 共产党在形成上就是非法的。 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在野史 1、破坏国民革命北伐的共产农民运动 我们通过共产党历史的回顾，来说明它不是个执政能力强弱的问题， 而是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它不是在执政上犯错误，而是因“共产党” 三个字就是一个错误概念，恶概念。在它还只是一个帮会没有政权时， 在它处置自身内部矛盾上，也是残酷如野狼。从它的开始到今天从来 没有善良过，今后也绝不会善良，直到灭亡。 共产党是由苏联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关心的不是民族强胜与社会进步，而是垂涎政权。因此中国共产党牙根就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望，是斯大林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应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命令中共才与国民党合作的。这样一个“为榨干国民党”而取的合作，其前途如何，不需预卜就肯定可以先知。陈独秀自己并不愿合作，但既被迫合了作，他则力主诚心诚意共同推动民主革命，他反对在合作中捣乱，可这却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党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拉左派汪精卫，孤立打击右派蒋介石，阻挠破坏国民革命的北伐。当北伐于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在两湖展开的农民运动也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共产党竟然提出： “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 简直丧心病狂——对于人，怎么可以实施恐怖呢？无论这恐怖是白色还是红色，只要是恐怖就不是生命所能接受的，只要恐怖就是罪行。可见恐怖主义的祖爷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毛泽东的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革命就是为了恐怖吗？当年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那烧杀抢掠比共产党和是太小莱一碟了。 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欲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土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农会斗争、折磨北伐军官们的亲属，任意逮捕、游街、污辱、处决……国民革命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将其折磨致死。卫戌长沙的国民党人熊震，本是亲共的左派，其言论总站在共党一边，他一经移师辰州，农会立刻抓他的岳父戴上高帽子游乡，抢其财产，致使熊震勃然大怒，转向仇视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就连共产党自己的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他领导下的党所活活打死。 共产党竟能提出“赤色清乡”、“赤色恐怖”、“捕杀豪绅”来做农民运动的纲领，究竟这样的“革命”能给人带来什么幸福？ 请看毛泽东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筹款须知》： “第一步，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农工，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尝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出实话。 第二步，抓人，要以当家人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最为重要，同时未嫁的女，还有一个或儿媳妇怀孕，娘家又历害的也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待。 第四步，软硬兼施加以催款，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的时侯，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被抓来勒索的对象）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杀人烧屋），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解放军将士们： 原来这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为“财宝滚滚而来”？……杀人、放火……这也能与“革命”挂上边？这样的“革命”还是不发生的为好！这是但凡正常的人所能够忍受，所可以想像的吗？这是地地道道的绑票，土匪。 共产党竟野蛮到逮捕批评他们的湖南名士叶德辉，游街后残酷的枪杀。这是任何正常人心所不能不发指的野兽行径。农运所到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 共产党的教课书竟教导我们说《马日时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变，试问像共产党这样的农运又“革命”在哪里？有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可以容忍？什么人能够接受？ 共产党就这样激怒了在前方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将士，他们愤怒地喊出： “不分共不能衷征，不为cp东征！” 在忍无可忍之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剿共的《马日事变》。这样的“革命”理应受到惩罚，理当被扫尽。 当国民军进入上海，周恩来三次发动工人暴动，组织《上海市民议会》，组织工人纠察队破坏革命秩序，这才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决心清党分共。才有了“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道扬镳。 对于这段历史，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有《湖南农民运动与讨论》他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病不无关系。”陈独秀将之斥为“流氓地痞之先锋主义。”他撤去毛泽东的农民部长，改派瞿秋白接任。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这些过火的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的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痛苦。” 共产党的另一位领袖瞿秋白则批评说：“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则说：“湖南农民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叶德辉被抡杀，使形势急转直下。” 到30年肃反时，邓子恢、邓发把持下闵西苏区，曾留日的中共另一领袖付柏翠被审查，他无比委屈地给邓子恢写信说：“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事不知干了多少……”，以表示他革命的坚决，以期洗刷被审查之冤枉。 而共产国际的罗明拉滋写给国际的报告也承认中共农运滥杀无辜，犯有极左幼稚病，导致国民党的分共清党。 解放军将士们： 毛泽东初进社会的第一次杰作——两湖农民运动就有十万多冤魂，它为中共八十年的血腥统治揭开序幕。对这样一场烧杀抢掠的土匪运动，毛泽东竟能用“好得很”来评价，可见他就不是常人心理。 他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各地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的结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一语道破他心灵的天机——原来他的革命观就是不要人类公理和公德，不要秩序，只以“革命者”自己的满足为满足。他说的勇敢、彻底、坚决，其指只是人的行为。可“革命”却是个含着伦理的评价概念，得有确实的客观性标准，不是任着两片薄唇信去口雌黄。因为人是客观世界里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事实，革命的涵义就必须建立在与人性相一致的前进性上，前进性落实到客观实在的人身上，要求一个普遍不移的底限——事关人人都能谈得着的这个底线——就是因人人生而自由所表达的天然平等，只有进程或事件所反映出的性质对这个普遍底限具有发展性、满足性，才可算得上是前进，是革命。流氓地痞的行为不是勇敢而是野蛮惨忍，不是彻底而是没有伦理，不讲公理，不是坚决而是肆无忌惮。毛泽东能把革命加到流氓身上，也就证出他就是一个断文识字的流氓，一个真正地痞。 对于流氓分子们的强奸施暴，他竟能说成“到小姐，少奶奶们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何等的轻巧，何等的无赖嘴脸。 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是为流氓暴政者辩，它是向人类公德公理的挑战，它深刻地冲击动摇了人类的文化、伦理，流毒甚广。 他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稚，那样匆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真不愧为胡搅蛮缠的大师，革命怎么会成了暴动呢？革命是个伦理概念，必须以前进、正义为其根据，并不问是温和还是暴烈，更不能说成暴动，暴动不等于暴烈，暴烈仅是个程度词，是中性，但暴动却已伦了理，是贬意。 印度的甘地坚持非暴力运动，难道不具有革命性意义？哥白呢只是出于数学摸型的简单性而建立日心说，不是具有最空前的革命性吗？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开了共产暴政的先河，为中国共产专制独裁立了榜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暴政，流氓政治的法理奠定，为共产党篡权后一再地屠杀人民立了伦理标准。他们篡政后的镇反、土改、文革、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都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演。本节说的是共产党是如何革命，接下来就看看——共产党的自相残杀。 共产党的在野史 2、苏区的肃反，打“AB团” 朱德的彬州屠杀：南昌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部逃到湘南，武力打垮当地政府，建立苏维埃，在当地大开杀戒，鸡犬不宁，国民政府决意派兵剿灭。面对大兵压境，共产党的湘南特委竟想出坚壁清野，用烧光政策来对付敌人围剿——就是将彬州——宜章大道两厢五华里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当县委书记夏明震召开烧屋动员大会时，遭到本地干部和民众的反对，房屋烧光人怎么活呀？他们据理力争，特委却仍坚持焚烧，结果遭到了反抗。夏明震的老婆曾志逃到永兴报告朱德，朱德就派陈毅率兵一营前往镇压，血战数日，结果是朱德的部队死亡千人，彬州地方党的人员全部被杀。我要诚恳地说：朱德、陈毅还都不是惨忍之人。 在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控制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肃反，无辜杀死一万多自己的同志，北京大学出身的张国焘竟能亲自坐堂刑讯，指挥着行刑人员对自己的同志、朋友，灌辣椒水，手指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军队白天要对白军作战，晚上再被自己人斗争，人人自危，总指挥徐向前竟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被活活打死。张国焘们动辄把一支部队连、排以上干部杀光；有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杀一茬换一茬，一年换到四、五次，到了没人敢入党，没人敢当干部的地步。 而湘鄂西地区的党领袖夏曦也是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僻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在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同志，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笑里藏奸的周恩来一九三三年领导赤区，地主被杀光，财政还是不足，就杀富农，富农没了，就不讲成份，看谁家过的好一点就斗，摧款，拿不出连家人也抓，当时的参谋长龚楚看不下去，提议他能掌握控制一下滥杀，结果周恩来就把人家开除党籍。 苏区的肃反，杀死“AB团”分子七万多人，改组派分子二万多，社会民主党分子六千二百多。1930年9月红军攻下吉安，四十五天内又杀人一万余人。到红军长征时有员三十万之众，他们自己的肃反就杀死十万多，这是何等惊人！其实，共产党所谓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所实施的伤害远比共产党自己的残杀弱的多，共产党的领袖骨干主要是死于自己的肃反。难道革命就是为杀人吗？那可千万别再革命了。 至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杀人更上了多少层楼，那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他发动秋收起义，杀多少人咱且不论，只看所为暴动准备的《两湖暴动决议案》就能窥其大概，上面公然印着“杀尽一切土豪地主反革命”、“杀戮反革命军官”、“屠杀反动官吏”、“不要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将士们，朋友们： 这些文献上记载的是“杀尽”、“杀戮”、“屠杀”！毛泽东用的这些词在伦理上都是非法的，因它不讲前因，它不等于“惩罚”，惩罚以有罪为前件，具有合法性。 毛泽东的所谓肃反，仅仅是因主张和看法的不同，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或者出于乡土派系观念，江西本土人不买外来人的账，难以彼此接受。最初是起于朱毛间的争论，朱德为人宽厚有人望，毛泽东为人刁拶，让人生畏，朱德等就合力迫使毛泽东下野。这朱德偏偏不争气，打了败仗，失了面子，这是最初的疙瘩。毛泽东其人思路活跃激烈，在路线政策上总是左而又左，在有关土改上就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后平分，对富农以上取扫地出门，不留出路的政策；而当时的赣西南党负责人李文林则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只没收土豪地主的土地，留有出路。在政权建设上则主张缓建苏维埃，认为时机不成熟容易挫伤群众情绪，但毛泽东认为设立苏维埃政权是斗争所需要，粗率些也没有关系。这原本是策略上的分歧。可这是毛泽东刚刚重新出山，正需要权威之时，受到江西地方党的挑战，他就忌恨在心，他竞自相残杀十万余众来树立个人权威，悲哉！李文林不买毛泽东的账，毛就想把李文林领导下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手下组建红六军，来削弱李文林的力量。赣西南党却用必须经中央和江西省委确认来抵制。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他就指派刘士奇、曾山组建赣西特委，使赣西南党属其辖下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还是遭江西省委的抵制。毛耿耿不释，就于30年2月6——9日在吉安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责江西省委江汉波、李文林等是富农路线，说他们煽动同志反对党的正确领袖，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免掉李文林军职，改调地方。这次联席会议为“富田事变”和肃反（打“AB团”）暗伏下导火索。 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信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政府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分子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的改造。……改造全部党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励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话动分子。” 看一看毛泽东召开的联席会议决议所形成的《紧急通告》就可以洞察毛泽东心胸是多么“宽广”多么“慈祥”。他说：“AB团非常阴险狡滑，奸诈强硬，非用最残苦的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是要供出AB团的组织以期根本消灭。”《紧急通告》还详佃规定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基本原则：“一经发现，下一步就是枪毙……对于首领，当然要取非常手段处置，但注意，在群众大会上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和流氓地痞的‘AB团’分子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跃的杀无赦。” 我们不仅要问：这是杀人比赛呢还是肃反？这样的革命是人类所需要的吗？ 在富田肃反前毛泽东先在红一方面军做了肃反试点，他于30年10月攻下吉安，但马上退出，又命攻下长沙的彭德怀部也退出，毛泽东用战略的眼光，下边的干部哪会明白个中道理，当然引起不满，议论纷纷，其实也就是如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从11月下旬到12中旬在师、团、营、连成立肃反组织，发动了“快速整军”，命令捕杀出身富农的党员和说牢骚怪话的人，光“AB团”总团长就抓了几十个，清查出四千四百多人，绝大多数都被枪决，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共才有四万人，就为有人发句牢骚这么点事竟捕杀了十分之一还多。他在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就为各根据地的乱杀滥杀树了榜样，开了绿灯。 “富田事变”是毛泽东一手所造成：毛派亲信李韶九做肃反委员会主任，李疯狂杀人，当杀到他同学刘敌头上，终于招致了红二十军的反抗。刘敌、谢汉昌领导红二十军的反抗也只是解救了还押着的一百多干部，活抓李韶九，喊出打倒毛泽东，并没有任何不端行为，怎么会是反革命叛乱呢？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曾为项英一度纠正，但好景不长，中央的王明表示支持毛泽东，结果他大开杀戒，制造了富田十万冤魂。当时的文献—— 毛泽东为行动准备的文件记着：“一经发现，下一步就是枪毙，杀无赦，严励镇压，主要的是供出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就清清楚楚地勾勒出苏区肃反是一种阴谋勾陷。我们还应知道，中共富田肃反时斯大林的大审判还没发生，也先于王明路线，证明毛泽东滥杀无辜是他的心瘾。 将士们，朋友们： 我们诚恳地请求你们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人的生命就是为了被杀才出生的吗？难道被屠杀是人类的向往吗？难道被杀就是幸福吗？革命一词的成立就建立在对幸福的向望上，把命都剥了，还幸的哪门子福？难道革命就是拿杀人来证明来满足的吗？如果不是，人们要这样的“革命”干什么？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阶级斗争嘛”，可我问你：阶级又是什么？阶级不是自然事实！阶级是用了心灵才能看到的：人与人的际间联系的一种状态，它并不是自然界的实际存在！既然人用心灵能看到阶级，就证明它是心灵的一定理则，是理则就是意识能力觉解的结果，人有嘴可以说话，有心灵可照说的话来发生理解，为什么不用嘴去说，通过心灵的证明求得理解呢？硬要把消灭他人的生命当成革命，这连土匪都不如！ 不错，世上有坏人，有压迫，但对坏人应取的是惩罚，共产党讲的却不是惩罚，是屠杀、戮杀。压迫既是通过一定的关系体现出来的，那么，压迫就是理性的应用所形成，就是可以通过理性对这关系作出理解，完成揭示，可以用理性来调整的，这杀人所消灭的却是自然事实！就算毛泽东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是阶级的，可共产党自已杀自己又是什么的？ 这需要一个解释实，这个解释就是共产党是建立在仇恨和斗争上的，并不是阶级间的，阶级只是他们使用斗争的借口，斗争才是本质，共产党在斗争时并不问什么阶级不阶级，只问需要不需要，只要自己需要，就决不手软，阶级只是让自己的需要变成残苦仇斗的合法性口实。共产党就是用仇恨和斗争为理念来达到自我满足的一帮恶棍混蛋。 共产党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反省而脱胎换骨，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不能自新，我们的天良只应对国家，对人民，对自然资源，对几千年的文化负起责任。共产党不是客观世界中的，没有对其负责的根据。所以天理说：坚决的消灭共产党！ 中国的异议阵营是些赤手空拳的书生，他们只能把社会观念推到普遍的成熟，却不一是能完成攻坚。 所以我们向解放军将土发出如此庄严的呼吁—— 请将士们发动起义。 为了中华民族！为十三亿生灵！为了我们能永远地埋葬仇恨！ 让我们一道来承担起这个伟大的责任。 [编者按]本部分讲抗日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党离开苏区逃命，并无明确目的地。是日本侵略救了共产党的命。因此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大谈感谢日本侵略。他讲的是真话，出于真心。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文选，以及毛泽东原秘书李锐等先生的文章，都白纸黑字地记录了毛泽东大谈中共关于“日本侵占中国的土地越多越好”，以及壮大自己力量，避免与日作战等方针。批判彭德怀百团大战违反了这些原则。暴露了毛泽东强迫部下放手让日本军队占领尽可能多的中国土地的汉奸面目。共产党伪造历史，诬蔑国民党不抗日，吹嘘自己是抗日主力。但十多年前共产党自己的资料表明，国共两党歼灭日军，共产党歼灭的数量，大约只有国民党军队歼灭的九分之一。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回忆他们在在抗战时的大量战斗，都不是与日军作战，而是与国民党作战。是国民党在前面打日本，共产党在后面打国民党。例如新四军吹嘘最多，打的最大，最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大概就是黄桥决战，不是与日本人作战，而是与国民党作战，并且毫不掩饰是为了抢苏北地盘，（苏北地盘原来没有共产党的位置，属于国民党）。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从共产党官方，从原苏联，从共产党亲身经历的人士中，透露毛泽东共产党原来早与冈村宁次等日军首脑有联系，互派联络代表，协议谈判，互相勾结。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最有名的大生产运动，原来是种鸦片运动，以王震领导的被大肆吹嘘的三五九旅为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张思德，原来他的“服务”就是烧鸦片。共产党不惜以毒害中国人民来筹集资金求得自己发展。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不仅完全是由苏联策划，组织，扶植起来的亲苏汉奸，而且是勾结日寇，背叛和出卖中国利益，无恶不作的汉奸国贼。不仅是马列“阶级国家”“无产者无祖国”等一般卖国理论培养出来的一般汉奸卖国贼，而且是中国特色的汉奸卖国贼。——网路文摘编者 3、中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都干了些什么？ 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能拿来吹嘘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林彪的平型关战斗；二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这两次参战都是将领在外擅自违背中央战略的，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还清算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向敌人暴露了中共的实力的旧账。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民国政府可谓忍辱负重，欲血奋战，发动了22次会战，1117次战役，28031次战斗。牺牲了三百多万军人，二百多命将领为国捐躯。共产党呢？一位将领都没死，毛泽东选集上找不到抗日战争的命令、电报，何哉？假抗战真扩张，真捣乱，为东山再起在养精畜锐，它不参战哪来的战斗记录？ 被共产党据为己有的“平型关大捷”其实也是由国军组织的一次大战斗，主要战场都由国军担负，林彪的115师不过是躜了一个空子，袭击了阪垣师团的一个运输队，伤敌人数不超过900。须知：这还是林彪等连续五次抵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不准作战的命令自做的主张。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不过是些偷袭式的破坏铁路、公路，属于防御性作战，在党史上称为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当时共产党认为战争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防御，彭德怀被指为违反中央总意图，超越防御限度的无组织违犯纪律的行为。 共产党是从不知害羞的，请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它坚持抗战八年多，它改善了人民生活……”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们在抗战中都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吧：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开始，他们趁日军入侵，民国政府无力面面应付的机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种卖国主义的号召，来做武装割据的借口，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中华苏维埃国”——一种发国难财，献眉外国主子的嘴脸。陷民国政府正面外侵，背后受内扰的两难处境。这不是叛国又是什么？共产党是爱国还是卖国，用心险不险恶也就不彰自明。 无论是处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还是盘据江西的朱毛，他们的所谓“革命”其实都是个人对国家的垂涎，他们决不去问人民的死与活，更不管民族存亡。他们心里想的是如何夺取国家权力，暴乱叛国，杀人抢财，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正义的追剿——上文已略有介绍。 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和内部残杀的惨忍——难道这样的一些土匪强盗还不应受到征伐吗？是他们的为恶，不得人心闹到难以立命，才不得不放弃贼窝踏上逃命路——长征是不折不扣的狼狈逃命，他们根本就不知西北还有刘志丹、徐海东一支队伍，哪里能挨“北上抗日”的边呢？只是在国际大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国际调整战略，在苏联的张浩于35年回国带来斯大林和国际的新战略指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了走头无路眼看要全军复没的中共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们才有了并玩弄“抗日”这个名义，拿抗日统一战线来当虎皮，以求摆脱灭亡，毛泽东将之名曰“抗战图存”。 12月25日中共在瓦窖堡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说：“……发动、团结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中共自己的文献终于合盘托出——中共是假抗日，真图存。 他们的眼所盯的不是抗日，而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扩充“根据地”。为的是东山再起，借“抗日”之名取得存在合法性，用抗日名义来拉拢派系地方势力分裂国家，分裂真正抗战的力量。 毛泽东给闫锡山的信说：“先生若能和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毛泽东对它的党则说：“准备更多的抗日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蒋介石。——”蒋介石是日本走狗？是卖国贼？——这共产党是什么谎都敢撤，什么谣都敢造，从不需要拿出证据，且大颜不惭，脸不红，心不跳。 当桂系不顾国难民意发动两广讨蒋战时，中共的文告竟说：“两广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战争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 直到共产国际对他们下达明确命令，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36年8月12日才在《关于今后的战略方针》中提出—— “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在十几天后，由潘汉年送至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我们愿意与你们一道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1925——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争一样。” 请注意，这段话是毛泽东共产党对自己错误立场的承认，是他们有罪的坦露。证明他们以前所说全是造谣，所做全是破坏。 9月1日向其党发出的内部文件才变成：“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这岂不是说蒋统帅所领导的艰若卓绝的卫国战争是共产党逼迫出来的吗？是共产党“逼”的功劳吗？ 之后中共在华北开始发动学生运动，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鼓噪宣传，他们就这样假了抗日的名，达到图存的目的。共产党一边高喊抗日，拥护蒋委员长，一边愚弄志大才空的公子哥张学良，派人打入东北军内部，埋伏内线，监视东北军上层动向，瓦解东北军士气，一手灌张学良的迷单汤，一手发动学生责骂张学良软骨不战，使张大失面子，陷张于尴尬，不得已接受中共左右——（张学良死后，中共已承认张实际已加入中共，是没有公布的党员。）共产党哪里抗什么日，倒是积极离间国家军事力量，破坏政府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抗日力量，扩张了自己。37年3月，毛泽东率朱、刘、周、张……等共产党全体领袖向国民党五届五全提交《四项保证》，就更赤裸裸地刻画了他们的流氓小人嘴脸，请看： [编者按：很大程度上，国民党败在他们自己内部的敌人和地下共产党手里。例如，一个张学良，救了共产党，一个卫立煌（全家都是共产党），把东北五六十万军队送给共产党歼灭。都具有战略转折的意义。——网路文摘编者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变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负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而朱德则代表红军说：“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力的欲望。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变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红军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请不要忘了，中共自己的文件说的却是扩大根据地，掌握领导权。口说一套背后又一套。 为了求得喘息，好在国民政府与敌寇斗争的间隙中坐大扩张，毛泽东尽阿谀奉迎之能事地称赞蒋介石：“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胁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要同心同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 做为共产党名义负责人的张闻天则说：“在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了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地拥护现在的蒋先生的领导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对外说：“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保证决心不变，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38年9月29日他致信蒋介石说：“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敬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 共产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案则是：“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还肉麻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不但为合作抗战的基础，也是合作建国的基础。”。可在同一次会议的对内文件说的却是：“有所不为（指暂时不再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命）而后有所为”——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原来他的“抗日”并不是出于对日本鬼子野兽般侵略的愤怒，“抗日”只是为方便他夺取政权而取的一个“后退”，毛泽东要的只是皇帝宝座，目之所盯只是政权。所以他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手。“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呢，还是资产阶级的领导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向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向主义。” 这个期间主持华北局的刘少奇，也在36年11月的《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践路线——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说道：“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敌人营垒有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与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统一战线的提出是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是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应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最终目标，一分钟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刘少奇的这些话也就勾勒出共产党抗日是假，争取喘息图存，寻找坐大扩张的时机是真。他们赤裸裸地说只是为无产阶级政权而做的“暂时的”让步，共产党对外讲抗战，讲民族统一战线，对内却讲革命，讲夺取全国政权，这不就是挖心战术吗？这毛泽东真可谓翻手复手的大师。——在毛泽东心里谁若真抗日谁就是投降国民党，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就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的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与其他阶级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他却又要求他的党徒们：“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此不要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可见毛泽东心里的敌人是国民政府，是领导抗日的蒋介石，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心里是欢迎日本侵略的，他最清楚是皇军救了他的命，所以他对访华的田中角荣说“皇军有功”。他甚至放肆地喊“要大大地喊一声皇军万岁！”，日本侵华杀了多少同胞，令人发指的“7.31部队”，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些在毛泽东战略棋盘上都是无足轻重的小莱，不足以引起他的愤恨，因这些伤了的不是他毛泽东共产党的毫毛，只要日本人多杀国民政府军，就是共产党的救命恩人。 是斯大林命令共产党必须在国府领导下抗日，他是为了减弱来自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而毛泽东共产党接过第三国际抗日的旗号，实际却是假借了日本来削弱国军，自己做得利的渔翁，他的战略是尽力促二虎去相斗，让日本人削弱国民党，唯躲在阴沟里窃笑的共产党获得羽翼丰满，完成了扩展，以便在将来好以逸待劳地对国府作战，轻取政权，湖南毛公是决不会犯宋襄之忍的。 所以毛泽东心灵深处从来也没把日本帝国主义当成敌人，而是暗托为盟友。他心目中的敌人就是民国政府。 事实正是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共产党总共有三万人，但到39年已有五十余万人，他们哪里是抗战，分明是在发抗战的国难财嘛！分明是在人家的抗战里把自己养肥坐大。 共产党内特别是军人领袖们，感到做一个中国军人，拥有八路军、新四军两支正规部队却坐看国土沦陷，同胞牺牲，于心不忍，扛枪吃军粮却不打仗总有种来自内心的愧疚。所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等许多将领都对中央路线不满，对毛不抗日真扩张感到羞辱，要求参战，甚至毛泽东成为少数派。对这，毛泽东说的什么呢？他说：“日本的军事实力远胜于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给予我们的危害。” 还说：“八路军此后应该完全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任何命令，都应该立即报告延安，听侯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借口予以推脱……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实力，并在敌人的后方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深知杀敌救国是每个中华儿女发自内心的感情，他深怕他的各路大将一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连发五个电报命令他们不得轻举妄动。 9月12日给彭德怀；9月16日给林彪；9月21日再给彭德怀；9月25目给朱德、任弼时、周恩来；9月25日又给周思来、刘少奇、杨尚昆。 这些命令都是命令将领们不得打大仗、打硬仗，打运动战，只准到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解放军将士们： 你们现在的官佐结构也都是由大学科班教育出来的，本文这些逻列，我想你们中大多数的朋友也都是读过的，只是没有机会对历史真相发出生考证性思考。本节意在指清涵盖了共产党全部历史的《毛泽东选集》为什么有各个时期的会议、命令、电报，却唯独没有对日作战的文献？难道这事实还不足以让我们省悟到：这共产党根本就不抗战，只捣乱，毛泽东只躲在延安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军队呢，就丢下阵地扔给日军绕到国军与日军接壤地区去抡地盘，去消耗国军。哪里会有抗战的文献呢？毛泽东个人甚至不相信抗战能胜利，他是拥兵自重。到了后来他必走上了破坏抗日，袭击友军，秘密勾结日军的汉奸道路。真可谓丧尽天良。 40年以后，毛泽东干脆把他要“保证坚决拥护、服从”的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说成是真正的敌人，与日军秘密通款，近乎要联日反蒋了。他在5月给东南局的信上指示说：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持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的委托，不要上级发响，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自觉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止东海，南到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 这哪里是抗日，这是实实在在的抢地盘，摘桃子，在抢劫中华民族，劫掠国家。 抗战胜利，毛泽东指控蒋介要下峨嵋山摘桃子，倒恰好是他的坑脏心理的自证，只有他把国家把人民看成是战利品，是桃子，才会判定别人是下山摘桃子。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到了蒋老先生和国军为什么最终失败——共产党有八年以逸待劳，养精畜锐，而国军连续拚命十几年，没有得到休整。不打仗的共产党趁日本将败之机拚命的抢占地盘，这是国军所不能够的——因为国军要对国家负责，而共产党对对自己负责。国民抢谁去？他们却可以抢国军的果实。 国军对敌的是日本，共军对敌的国军。共产党是偷袭。武大郎他弟弟把老虎打死了，自已也累的不能动了，已无招架之力了，毛泽东就趁此机把打老打的武松打死了。毛泽东是渔翁得利。 现在从原苏联的一些档案，南京市地方档案里都可以查到：共产党与日本侵略军秘密接触的记载，当时的中共最上层，也只有几个人知道。共产党的最高层，毛浑东，长期以来都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保持着秘密的接触，毛泽东的个人代表与南京的岗村宁茨大将总部长期有接触，毛的代表受日本反间谍机关的秘密保护，往来畅通无阻，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45年6月，南京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来一神密人物，自言说：“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日军司令部长官立即出迎。这时日军因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线拉的过长，在中国战场上又遭国军顽强抵抗，日军已穷于应付，岗村宁茨就向新四军发出秘密议和信号，新四军立即报华南局，华南局报延安。延安立即复密电： “可以与日方秘密接触。” 6日，日方派出天皇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为首的使团，向中共发出局部和议方案，建议中共派出负责官员前来南京，日军派出副参谋长令井武夫正式会谈，日方提出《局部和平文本方案》：“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日方让出八个县给中共，请新四军保持中立。并答应在将来日军与共党合作，共同讨伐蒋介石及其顽强抗战的国民军，以及美英联军。”这次秘密会晤虽没成功，但达成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时间、地址之谅解。 无怪乎毛泽东在中日建交时对日方的道欠说：要大大地感谢皇军。 伟大领袖真伟大，就是在他已下定决心要内战了，到重庆去赴国共和谈，竟还在宴会上出人意料地地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叫蒋大公子经国好一顿吃惊。 共产党的在野史之5 共产党自己对自己 不抗战这是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上的立场，延安的共产党在自己内部又是干了些什么呢？ 将士们： 在军队举办的文艺活动中，总有那支“花篮里花儿香，南泥湾好地方”，可你们，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的国人，可知道那南泥湾的花篮里是什么花儿飘的香吗？不是杨州茉莉，也不是玫瑰，而是大烟！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虽然也种粮，但只挑孬的土地种粮，好地全种婴粟，延安的共产党靠着生产、贩卖鸦片，靠着贩毒害人，害正作战的国民军来“共产革命”。是大烟救活了共产党。当时一个叫南汉宸的人向中共中央建议种大烟，经毛泽东们批准。大生产的三五九旅其实是大烟生产兵团。不错，当时生机困难，可谁让他们“革命”来？既自己喊了“革命”就得负起革命的道义，贩毒毒害国人，毒害正在作战的将士，能叫革命？共产党之邪真是蹬峰造了极。他们无恶不做能不四处碰壁，能不让人见人畏？毛泽东还怪民国政府断了他们的响，可他却不问自己为什么不为民族去牺牲打仗？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都不放在心上，还要感谢皇军的侵略，那一个政府能为这样的捣乱集团发响？ 毛泽东那《为人民服务》所纪念的张思德就是烧大烟的窖塌方所砸死。在下请将士们明了： 这共产党是用政权的力量来种毒贩毒，这就意味着不只是从直接的硬伤方面，又从文化伦理背景的软环境方面双管齐下的来毒害国家，毒害人民。他们与金三角那些毒枭还有什么两样？从中，我们也就看到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既不要人类公理也不讲公德，只以自已的满足为满足。 高岗就驳斥说：“宁可饿死，也不种大烟，缺德！” 面对普遍的责备，毛泽东向南汉宸说： “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清楚，向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牺牲一切。”无怪乎他们成片的杀人也能用“革命”的名义。这倒不如说：只要共产党需要，干什么都有理，都是革命，毛泽东玩弄女孩子也叫“革命需要”。 凡共产党需要的就是革命的，可共产党杀共产党呢？ 我们又回到富田“肃反”的老把戏，不过在延安叫“除奸”，叫挖“特务”，叫“抢救运动”。这个抡救不是用的氧气，用治疗，而是用捆绑吊打、用不准睡觉，甚至把人抢救到停尸断气，更有甚者：延安的医院要作实验，总学委批准叫来几个“被抢救对象”，就把他们当成实验品解剖了，这当然也是“革命的需要”。这种需要与日寇的“7.31部队”还有什么两样？与三0年的肃反，反“AB因”一个模子。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抢救”是又一次红色恐怖。其实，这延安整风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形成这个运动的背景，那只是毛泽东要形成新概念的心理需要—— 遵义会议后共产党从濒于灭亡中苏醒过来，翅膀硬了，毛泽东从单主军事发展到既主军又主党，感到遵义会议所形成的中央建制束缚了他的野心，妨碍了他建立绝对权威，此时的他，不只是要凌驾全党，也要凌驾全民；不是只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教父，不只是要实权，还要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但因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是集了不同派系的领袖，各大主角是差不多平起平坐地在那里，是平辈人组成政治局，不可能朝他的圣。他要完成全党的毛泽东化，要烙印上鲜明的毛泽东主义色彩，他要共产党从组织到精神都彻里彻表彻头彻尾的烙记上毛泽东特征，风格。就必须寻找一种形式，一个过渡，达到破坏旧建制，扫荡旧人脉关系，他就发动了所谓“学习运动”以此打掉一切可能的不服气。延安整风就是通过惨忍斗争扫荡平辈领袖，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普及扫除障碍，铺道平路。 许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说，那是一场“残酷的闹剧”：有24种肉刑，打耳光，脚踢，绳捆、压杠子，举空中摔地，不准睡觉、吊打、假枪毙……为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用尽酷刑，结果给活活打死了。军委三局学校只有200人，挖出170个特务。 不准睡觉、吊打、假枪毙…… 为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用尽百般酷刑，他是不识大字的榆木疙瘩，不是不想承认，是不知怎么承认，结果活活打死了。 中央军委三局学校共有200来人，挖出170多个特务；陕北公学500人，控出480个特务，只有20个人没被抢救；竟还出了想法分配特务名额以求过关的闹剧。韦君宜先生说，她们访问一个好友：“你弟弟真是特务吗？”她说：“哎，只要给他东西吃，叫他是什么他都干。” 一个叫陈元方的人，被五花大绑48小时，吃尽了苦头，到共产党篡了国，进了北京他身上的伤痕还未脱尽。 荒唐的总学委提出“承认持务光荣，吃好饭，骑大马，戴光荣花，保留党籍，不承认就酷刑恃侯。” 将士们，朋友们： 共产党的各种发言人总爱说：反共反华势力的造谣污蔑，西方敌对分子的……比如对今天的香港普选，又是共产党的内政，外国敌对势力的破坏，造谣……用“敌人的破坏捣乱”来搪塞批评，是共产党八十多年如一的老传统了，从江西、延安就打下坚实基础了，他们什么时侯不是用运话虎人！人家批评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不也说帝、修、反的煽动污蔑吗？ 全延安一时间遍地持务，多个调来整风的省委书记被整死或自杀。 可笑的是一个14岁女孩名刘锦海，比桌子稍稍高一点，竟登台“坦白”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可连“复兴社”是什么她还不知道。 一个男孩叫马逢臣说自己是特务组织“石头队”队长，装了一书包石头去坦白，说授命用石头来杀人。 另一学生坦白自己是拿洗脚盆打饭打菜搞破坏的特务； 一漂亮女教师杨莹是美女队持务，任务是“与敌人上床”…… 最可笑的是还有12岁、11岁、10岁，最小的特务只有6岁。 著名作家王实味就因《野百合花》而被审查，说他托派，调查不清就押着。到46年胡宗南围剿，部队转移带着他行军不便，人家问怎么办，康生很轻松地说了一句：“带着不便那就把他毙了算啦。”就这么把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打发到阴糟地府。这是人干的吗？不是，共产党是狼！毛泽东后来心血来潮，想找王实味拉拉，一问，早毙了，咱中国人的命还比不上欧洲人养的狗；这是人命，不是蚂蚁，共产党拿着人的命就这么儿戏，说杀就杀。 去年，我写篇操共产党他娘的文章，受到两个读者的批评，这批评很中肯我也接受，老实说把共产党他娘他老老都操死也难消我心中之恨！ 本节的叙述意在请将士们扪心问问：这共产党能算上人吗？我在这里所举出的，其实是从党史及个人回忆录里抄的，你们中许多朋友肯定比我看的还多。那就请你们想想：共产党可曾干过一点好事吗？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他们自己。难道还不应推倒它，消灭它吗？！ 亲爱的将土们，朋友们：请仔细地认真地三思吧！ 3、共产党政权罪恶滔天（执政史） 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野的时候是怎么干，现在来看看共党是怎么执政，他们拿政权干了些什么。从在野到执政，地位、条件变了，行为质量却不变，这是为什么？就因铸就共产党人的那个心灵是仇恨和残酷，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悬殊，支配他们的观念不除他们就不可能放下屠刀。而只要“共产”做党的限制成份，那它的观念就除不掉，它就不可能脱胎换骨，“共产”这个词实乃共产党的罪恶之源！ 将士们，朋友们： 说起来，这共产党真正的理念乃是“把玩政权”，他们把政权当成陪自己取乐的玩偶，任兴之所至，情之所发，随时随地的造出各种玩法；国民呢，只被看做是可拿来尝给陪他们取乐的政权的奖品。在他们想来，政权陪伴他们取乐也多有辛苦，随主人高了兴随手扔上十万八万的人命，让政权打打牙祭，犒劳犒劳，养粮畜锐，攒足了劲好培育下一回更疯狂的玩法。 在没有政权时，他们把人民当炮灰，骗着，驱赶着为他们卖命。 等政权抢到手，就不满足只对权力的单纯占有了，他们就积心处虑地生着法儿拿政权做实验、游戏，以求取各式各样的满足、欢乐。他们只关心国家在国际中地位的强与霸，为了这种强与霸，正天冥思苦索地想：怎么通过对人的屠宰把政权喂肥养壮。许多论者说共产党不关心国民，其实错了！他们只是不关心人民的活，却很关心怎样把人命当成润滑政权的油剂。 在共产党的观念里：世界就是以他们为一方，以政权为另一方。人民根本没进入他们的视野，只是他们用于与政权买卖交易，与政权相赌博的本钱，为买得政权陪他们玩好玩舒坦，就拿人命来保养政权，做为政权永属他们的代价。所以在他们只把人的生命看成所耗成本的大小，哪有什么冤不冤？——他们内心世界里就不存在国民这个概念，老百姓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取得独立性，他们把国民理解成属于他们的财产，或用来喂养政权的饲料，哪来人的尊严？他们把杀人只当做是在投自己的资，化自己的钱，理所当然，他们哪还知人命关不关天，哪还有人死的冤不冤这个观念。 共产党只有斗争这一根弦，一个观念，他们的知慧只有在被斗争包裹着、牵制之下才能运用。他们的斗争就像基督徒的上帝一样无比神圣。人不过是他们心灵中用于成全斗争的材料，血流几条河，骨垒几垛山，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为他们始终没能问问自己，这“斗争”算什么东西，竟比人命还尊贵？共产党们既被斗争牵着鼻子走，就没有机会把斗争当作认识对象加以考问：“斗争”与人类本质是什么关系？这世界上存在的是生命呢还是斗争？这是他们从来没清醒的。所以伴随对政权的夺取，始终也没有停止过镇压，不是清匪就是剿霸，像篦头发一样，哪里有网可漏？即使这样还觉不过瘾，刚刚奠定政权三个月，五0年一上手就同时发动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须知：这是经历了清王朝灭亡，军阀割据、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内战，半个多世纪的战火蹂躏的民族所可能承受的吗？这却不是他们所想的。 从他们盘据在安延，就未曾间断地向他们各根据地、各分局、各大员发出土改、分配、斗争的指示，每占新区，马上伴有这方面的文件，立马行动。查毛泽东选集，四七、四八、四九三年中有多少这方面的记录，可连口气都不让喘，五0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准备工作》的指示；六月的七届三中全会就讨论“新区的土地制度”；六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时府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上写着：“……二、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反动分子必须镇压。”。“……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将士们，朋友们：请务必注意： 这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是名词，凡名词都揭示事实——是质量概念。 是据于所占土地多少，出租多少才能评定，可这毛泽东却用人口分布的比重来界定地主，这是何等的蛮横，哪还讲什么常理公理？这哪是划成份，分明是确定杀人整人的数量嘛！——对这些文件做还原，就揭证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血泊上的强权！我见过的就有既没有土地，也不出租的地主，何哉？——得凑够人数呀？可见共产党要制造的是斗争气氛这样一种秩序背景，他们并不管划的地主是真是假，他们要的是只管给我划。 入关前的林彪道出了个中奥妙，当部下向他报告伤亡时，他立刻打断：我不管这些，我只问攻下来没有。后来陶铸在广东说了：（指地主、反革命）我要数字！ 可见共产党的醉翁之意是把斗争做成社会秩序的恒常态，只要把人驱赶到斗争中，使生活在无尽的恐怖里，不敢对政权的罪恶提出异议，那就行了。他们并不问被斗的人屈不屈、冤不冤、惨不惨，斗的对不对，斗争的青红还是皂白，他们只要人们天天斗，天天死人，时时有凄惨呼叫，天天有血在流，他们就满意了。他们只是借斗争来威胁人们不得有要求，不得说实话。 毛贼竟能说“不能搞和平土改，不能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土改不是对着土地的吗，对人的迫害残杀那就不叫土改而叫人改了——毛泽东这些话揭露的就是他们是故意鼓励人们搞酷刑，挑拨人间仇恨，制造人间悲剧。 人能叫做人，不就因为有个脑袋能思想，有张嘴巴有个舌能把所思交流于他人吗？阶级本来是因理性才能看到，既是理性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理里理顺，偏要用夺取生命来压平？——可见共产党是些冷血的东西，对人的不幸与痛苦有特别的嗜好，是以让人不幸为自已乐趣的。斗争、打击、镇压，都不是天然合法的概念，因它们是中性； 政治学却是经受了伦理而获的呀！政治是理里的政治—— 人是在理里而言政治，把某一持定的理则命名为政治，说白了就是： 政治就是讲理，在理里才有政治。 所以，政治内的每个概念都必须在自身包含合法性。比如——“惩罚”，就指示出被惩罚者犯有罪行在先，对之采取的“措施”在后，压迫是基于他有罪行，不是无辜加之。但斗争、打击、镇压只表示实施强力于对象，并不问三七二十几？不问所以然，只要所然，不问有辜还是无辜，不是出自伦理。 人又不是为了受打击、遭镇压才出生的，凭什么要对人实施打击？！共产党的斗争、打击、镇压都不是基于既往（人有没有罪），而是为了保证未来（自己不被推翻）。可见“共产”就不是个伦理概念，共产党就不是一帮讲理的东西，它倡导的是只须恃力，不必讲理。 共产党就是不讲理党。 他们不加定语的强调对人实施斗争、打击、镇压就揭示出他们心灵的阴暗恶毒。是列宁把国家解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所导致的理性歪曲。人类为什么普遍地向望宪政？就因宪政出于理据于理，能使公权（或公器）处于制约中。而无产阶级（或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需要、镇压、严厉镇压、打击、无情打击……这些都是公器概念，却不处在合理原则的限制中。既然理性就是出于理，据于理，怎么可以设想不在理性限制中成立公器呢？共产党不要背景的限制怎么能不在实践上导致权力的乱用滥用呢？ 让我们来看看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两个著名的大案：“高铁君反革命案”和“《徐秋影案件》的邵玉魁特务案”。令人发指！ A、高铁君案： 高铁君是抗战前的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人称“高青天”，救助过许多遇难的共产党员，有恩于共产党。四九年中共渡江战役时，他为保护芜湖一带老小不受战火蹂躏，就出面为解放军与国军守江的二十军牵线谈判，达成协定：二十军撤堤撤防，让共军过江；共军保证不伤害沿堤父老，保证二十军将士人身安全。二十军军长杨刚才将军接受协定，命令部队放弃沿江防线，中共得以渡江。但过了江的共产党立即翻脸不认人，大肆屠杀帮他们过江的二十军官兵，军长杨刚才深感对兄弟们不起，羞愧难挡，拔枪杀死全家而后自杀（伯夷之清）。胆义肠侠的高铁君惭愧的难以自容，认是自己害了杨刚才和二十军将士，就用自己的寿材装敛了杨将军。这可若恼了共产党，镇反时将其逮捕判处死刑。高铁君为人正直高洁，招致数百名人请愿俱保，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它才不管你冤不冤屈不屈，你俱保吧，它就把这些俱保的人一同当成反革命办了集团案，大多数人一起被杀，这案子杀上百人呀，有少数被判刑关押。 B、《徐秋影案件》 中国家喻户晓的《徐秋影案件》，是一个错杀一家三条人，错判许多无辜的大冤案，电影中的主角——邵玉魁坐了二十八年大牢，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平反后共产党还把《徐秋影案件》当做阶级教育的经典影片在九十年代巡映，八十多岁的邵老人一再抗议，才由丁关根出面取消了这部电影。 这一案子的真相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尔滨市铁路旁发现一青年女尸，是抢杀，侦察发现是文教局秘书，从她衣袋里搜出的笔记本上有路名门牌，恰是邵玉魁家的，就这么个“线索”，这是唯一的“证据”，就把人家大大小小全办成特务，处决了她两个弟弟，一个妹夫……邵玉魁申诉了二十八年。二百多名办案人员，人人都明知是冤案，却又煞有介事的当真案去办，两次联合复查都已认定是冤案，同意平反，却无人敢于做主纠正，一拖再拖，这是人干的事吗？可共产党就专干此类勾当，并以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经过宽大处理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当杀者立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这共产党真有杀人的瘾！ 到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还高人一招地说：就因我们镇压的彻底才没出现匈牙利的事，共产党是“爱人民”还是爱独裁他的话也就清清楚楚。 C、陶铸的广东土改镇反 广东的土改、镇反在叶剑英手里还算有尺有寸，老叶这个人做事有数，老叶有花心但不是忍人。可老毛把叶剑英、方方掌握下的广东土改、镇反看成是全国的三个乌龟中的一个（广西、福建），毛泽东就把在广西杀红了眼的陶铸调到广东，去出任华南第四书记（却主持工作）。从赵紫阳的一些言谈里可以窥出：南霸天陶铸倒不像是人品上的邪或恶，而是做事没有数，是肄无忌惮，陶铸在共产党里，其心狠手毒并不亚于“四人帮”，他杀了广西杀广东，是中共最能杀人的封疆大吏，康生折磨人有瘾，陶铸对成片地杀有瘾。他不仅滥杀百姓，在杀红了眼时连许多他自己的镇反干部也当成反革命杀掉。 经典之处在于陶铸要数字！他第一次的会议就讲： “将整顿的重点放在县区干部身上。” “要大张旗鼓，雷厉冈行，要数字。” “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腐败分子、包庇地主分子、不纯分子，一定要挖出来，根据程度的不同，分别处理，一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 （他不问是对是错，是真是假，只要杀人的数字。无疑就是：多杀就行！） 在一次干部交待自身问题的会上，陶铸听了恩平县三区区长顾江交待了自己的贪污后又批评松子岭杀人案处理过重（这个人是批评杀人太多）——案情是：“五0年八月松子岭一回家过节的商人被人暗杀，公安局侦察破了案（抢劫害命），由初法到中法依法判三主犯死刑，五从犯判有期徒刑”。那个急等着找典型向毛泽东讨好的陶铸，立刻来了灵感，把被害的商人改成地主，就变成是异己分子干部帮地主杀害农民搞阶级报复： 他说“把这些杀害农民的罪犯拿到农民中去斗争，以此来恢复群众的斗争情绪。挽回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结果他把他们自己的公安局长、法院负责人许多人都当异己分子保护地主枪毙了，还判了县长郑鼎诺的死刑，幸亏经吴有恒在叶剑英面前的力争才改为五年徒刑——那位又是“人生”又是“情操”的南霸天竞是如此一个残暴无人性的阎君。他不问杀的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他只管有人可杀，多杀。借此可证这“共产”做为一个理道，就是个不要公理，不问道理上通与不通，只问手段狠不恨、惨不惨。可证——共产党就是不讲理的党！ D、共产党的斗争地主 至于对地主是怎么个斗法，我们来看一位作家的记述：“除在斗争会上残酷斗争，工作队和贫协随时可到被定为地主的人家去施行人身侵犯，寒冬腊月，把一家老小叫出来，只穿内裤，在凛冽的塞风中用竹批抽打。”。这位作者邻村的一个“地主”有五个女儿，包括未成年的，都被查夜的贪协们当着她们父母施暴强奸。——这是伟大领袖的到小姐、媳妇牙床上的滚一滚的倡导。 孰可忍，孰不可忍！ 广东潮阳县一个池塘天天有浮尸。 国民革命元勋俞振飞将军，诚心拥护共党，积极参加工作，被推举为镇反委员会主任，谁知镇反委员竞把主任抓起来，一周就判了死刑。他的儿子还是共军师政委，却救不了自己的爸爸，被军政委叫去做思想说服：要他“端正认识，经受组织考验”，好一个考验，把人家脑袋砍了来考验人家儿子忠不忠，真是一帮希恃勒加斯大林，这案子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平反。 领袖赵紫阳的老爸也是由他们那无比光荣正确的党砍下脑袋。邓小平老婆的亲人（见陈泱潮那些文章），周恩来他弟弟的岳父都是共产党滥杀的，连周恩来自己的干女儿兼情人孙维世也是由周亲签逮捕令，被秦城监狱的警察们打死的。这是何等的离奇，何等荒唐野蛮！ 我在监狱时读报见镇反时河北一位共产党的军职干部无缘无故的成了反革命，被判重刑（罗瑞卿所为），喊冤上访到九十年代才得平反。 让我来说件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四八年青岛曾发生一次军火库爆炸，不久我家就迁国民党军火库旧址来住，周边房倒屋塌，可以藏垢的污。总共三四家人，周围一些女人就常到那里说悄悄话，那时来了一家人，找了个破屋框住下，一个老太太，有两男人，有个大闺女，后来不少周围的闺女们也去，五、六岁的我也跟着她们，她们阿屎尿尿也不避我，有时也在屋框里脱衣服，这家后来的人那闺女常哭，有一回他脱了衣服让人看，胸前，特别是乳房前被烧的一块一块的，她说民兵们把她摁地下，用烟头，用一把一把的香来烧她，她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大哥被他们用大镢、二齿活活砍死了，把他们全家扫地出了门，他们讨饭逃到青岛……我妈让我喊老太太为于奶奶，喊这个闺女姑姑，当时她可能十六、七岁吧。她是否被强奸我没记忆，她那奶子被烧的还没全愈，好吓人我可记住了！ 解放军将士们： 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元帅贺龙在临死前说的是句什么话？他说： “老子要活着，非拉队伍反共不可！” 他的遭遇教导他做出新的选择：反共有理！可惜晚了。 反共才是国家和人民的出路！ 后来我被爷爷奶奶弄到他们膝下，常听两个奶奶（另一个是二爷爷的老婆，那个爷爷死了）唠叨：幸亏（说那个爷爷）死的早，要不还不活治被打死，我奶奶说：“俺兄弟真有福，年轻轻的就死了，幸亏死了！”当时不解，早早死了还有福？原来他家是地主，二爷爷还是地方国民党的创建人，活着肯定不得好死。 将士们： 我请求你们去调查调查中共精心设计的地主阶级的“代表”____刘文彩；牟二黑子；黄世人……哪有一点儿真影子？那刘文彩是个大善人，那牟二黑子是明朝宰相，竟被共产党发掘成阶级教育展览教材的“反动地主”（谭启龙的杰作），《白毛女》呢？是流传在河北的神话传说，既没有黄世人也不占地主的边，共产党把些作家关屋里硬逼他们照党的指令瞎编乱造成地主对人民的压迫……这共产党吹牛从来也不要谱儿。[按：后来共产党公开承认刘文采和收租院是假的，也没有水牢，但捏造假材料，编造自己坐水牢的人，被升官的，官照当。——网路文摘编者2004-9-11日 E、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套着运动 抗美援朝可以说是煞有介事，明明是斯大林唆使疯子金日成南侵，共产党却非说美国侵略，造谣美军轰炸东北，侵犯中国。内战刚刚结束，他们就拿几十万儿女的生命去为金日成的侵略填弹坑，杀几百万同胞聚攥钱财，从民众嘴里夺下口粮去买飞机枪炮，一只手在国内斗地主，杀人，勒索金钱，一只手把勒索的民脂民膏连同青年们的生命一道扔到朝鲜，几十万儿女的生命啊，共产党连眼都不眨一眨。这场战争为的什么？连他们自已也说不清。 说美国发动细菌战，这是周思来造的谣，毛周共谋的欺世大谎。用三十万人的生命来温暖他们的虚荣心，何等的无耻！何等的残忍！ 可是，许多志愿军被俘人员竞被当成罪犯，长期遭受他们党的迫害，有的长期被关押，有的人讨饭终生。打仗还有不被俘的？被俘就成了历史问题？ 三大运动的进程中，共产党还插上“三反五反”，毛泽东说：“在全国大中城市展开‘对违法资产阶级的大规摸的和坚决的斗争，应把‘三反’‘五反’运动看的同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样重要。”。 “全国需要枪毙一万至儿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解放军将士们： 什么都要靠“杀上多少万”来解决问题，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省悟到：毛泽东、共产党就是基于自己有杀人折磨人的瘾头来发动左一个右一个的运动的，这个运动还设结束，后边的运动早就等在那里了。在上述运动还未收尾的五二年，中共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五三年提出农业合作化酝酿；统购统销两大运动，到五四年就展开全面实施。 这打土豪分田地真是一场骗局——贫下中农们靠打人杀人夺来的土地总共不到二年半，还未坐热屁股，就合作化到了国家手里。对反革命的镇压还没完全完：五五年就发动了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且转变为“肃清暗藏反革命”的全国运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五六年刚刚结束就发动了五七年的整凤——进而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派斗争；五八年发动劳民伤财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总路线”；五九年就发生庐山反右倾；反右补课，跟上来就是吹牛造成的大饥荒，几千万的人被饿死；六二年刚有转机，六三年就又重提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开始了社教；社教还早着，六四，六五年就开始了文化革命的软环境准备，六六年正式发动……如果毛泽东不是流氓阴谋家，他怎么会说出“引蛇出洞”呢？须知这“引”字是一种用心，是动词，是为让人上当而取的智慧预谋，是对构陷对像的先予计划，是出于整人。如果毛泽东不在自已心里潜意地承认自己狠毒无耻，他是不会说出“阳谋”的。“阳谋”是对自已的阴险预谋做出承认条件下的有恃无恐，是流氓嘴脸的攻击。是党性的毛泽东对人性一面的毛泽东所做的理屈词穷的反攻性辩护。 它明目张胆地告诉世界：我们共产党就是流氓，流氓怕谁？流氓怕过什么？谁要说实话，谁要讲公道，共产党是决不会手软的——因为实话、公道，实质上就是人之所是，那个人都可能一不留神说了出来。让实话上升为普遍，共产党还怎么往下存在？他们只有通过迫害说实话的人，才能铲除实话，“阳谋”就封了人民的嘴，使权力不受制约可以为所欲为，谁一旦说了实话，就要你的小命。即使恐怖让大家都封了嘴，共产党也还要拉出一些来斗斗杀杀，以维持对国民的恐怖。毛泽东自比秦皇就是他流氓的自证，他就用强力摧垮了人类伦理。把社会推上了一个人人躲避打击，人人靠撤谎来避难的水平。 E、在大跃进、三面红旗下饿死多少人？ 我当时刚上初中，学不上，天天炼钢铁，党员老师押着右派老师斗，我们都特别同情一个右派老师，不是出于政治，那时什么都还不懂，而是因他长的太善良，太漂亮，太美，后来他自杀了。党员老师押着他们挖坟、砸锅，挖大粪…… 学生们则淘沙，拍钳蜗……秋收时节，大片的包米、谷子、地瓜都烂到地里，无论是市民、学生、农民却都拉着风匣“炼钢”，那时兴“号外”、“报喜”，高中部也不知怎么弄了块粉笔那么大的“纲条”，就向省里报喜，有个老师不知与什么人说了句：那两汽车做饭的锅可比那点东西贵多啦，这就惹下了大祸，正天挨斗，成了“白旗”。大跃进所破坏的生产力，到五九年就开始显露，六0年简直要活不下去。 将士们，朋友们： 你们怕不知道我们这辈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上学，吃花生皮，树皮，同学们跑附近菜地里偷波莱，拔一把，上面全是屎尿，顾不得看就往到嘴里塞，去偷刚长出的苞米棒，爬马路旁的洋槐树上吃叶子……有天早上看一家商店门前围许多人，一看，是个十一、二岁的死男孩，售货员说，她值班早来，打开商店门，谁知里边地上躺个孩子，爬起来向她要水喝，喝着喝着就死了。原来这孩子是晚上溜了进去，爬在柜台底，人家都走了他就偷吃，吃的太多一喝水就死了。满街的孩子都孕妇一样挺个大肚子，木柴似的两条小腿……这方面的回忆、记载多如牛毛，不须我来介绍。那三年究竞饿死多少人？共产党不解密档案谁也说不准，至少不会低于二千万。这是二千万条人命阿！就为共产党毛泽东们过过吹牛的瘾。 共产政权罪恶滔天（下） [按]文中谈到文革死伤高潮。其实，文革死伤高潮，是这样三个： 第一是文革初期，1966年8月份以后，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保守派红卫兵批斗和打人所造成的死伤。其中北京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保守派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打死许多许多人。我曾经在大串联时期，听北京保守派红卫兵若无其事或者兴奋地地讲他们鞭打“黑帮”，“黑七类”杀人的“业绩”，听了让人毛骨悚然，觉得这批人毫无人性。从那以后，在整个文革中，我对这些纨绔子弟几乎没有好感。不过，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或者在党组织直接领导、指使或纵容下的群众批斗，或者是保守派红卫兵批斗，造成死亡特别是自杀的人数，仍远远超过北京等地保守派红卫兵打死的人数。 第二是1967、1968、1969年，两派武斗后期，军队介入，以军队大规模屠杀的时期。如浙江1967年，以毛泽东通过，替毛开路为名，出动二十军两个建制师，横扫十几个县市，屠杀无数老百姓；还有广西以两个布告出动军队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派性武斗死伤的人数，其实非常少。文革每个单位都死人，很多单位不止死一二个，但武斗死人的单位却很少。不过，军队屠杀是局部，和武斗死人，两者合起来，只占文革死人的一小部分。 第三是1969、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包括清查516。这是由党委，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死人的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一部分是酷刑打死的，还有少数是共产党枪毙的。这个时期的死人，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以南京为例，南京光是清查516，就死人七百。因清理阶级队伍而死的则更多更多。而武斗死人，全市不过几个。 ——徐水良2004-9-12日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残酷事例： 将士们，朋友们： 文化大革命的死伤是两个高潮：残酷的屠杀高潮发生在66年夏，由毛泽东对宋彬彬讲“要武嘛！”所引发，这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主要是共产党官员们的子弟所为，他们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做主导，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号召，把屠杀推到全国；当时全国到处写着“对一切阶级敌人实行铁的手腕！”、“实行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 另一高潮是派性武斗，那是67年夺权以后的事。 第一个屠杀期的受害对象全是老百姓，主要是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上资产阶级分子，各种漏网分子。以北京最为惨烈，成批地屠杀就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官员们的眼皮底下： A、北京大兴屠杀 毛讲了“要武”之后，就兴起了“红色恐怖”的高潮，大兴县于8月26日传达谢富治的公安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一周内有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杀死325人。大兴杀人的起因就是对疯狂的城市红卫兵运动的羡慕，向往、摸仿： 市区的官方红卫兵出来破四旧，发展到打老师、剃阴阳头、抄家、揪黑五类，到处抓人折磨，毒打。一群红卫兵往一个女人脸上浇浓硷水；沙滩街一群红卫兵用皮带铁练抽打一个地主老太太，后来不解气，干脆用开水往脖子里浇，把肉都烫熟了，折磨折死。8月25日，崇文区红卫兵折腾一个姓李的房主，他忍无可忍，拿菜刀怒吼，吓跑了红卫兵，谁知被周恩来说成资本家搞阶级报负，持刀杀人……判死刑。正是市区的疯狂运动剌激了大兴的一些流氓农民，他们按奈不住跃跃欲试。仅8月31日一天大辛庄公社的黎明、中心、昕庄、红升四个大队就杀106人；最老的80岁，最小的38天，黎明大队杀60，中心、昕庄各20，红升才杀两人就被制止。以黎明大队最惨，是高德兴、胡德福二人指挥，他们现在还活着。他们先把黑五类杀掉，再杀无力反抗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孩子，婴儿扯腿劈两半，活活摔死、扔苇塘，没死的孩子爬出来，用铁锹砍下去，把妇女脱光衣服…… 调查者遇罗文在牢里碰到一个这次杀人运动的“屠户”，他竟拿杀人来慢慢享受，不让被害人立即死掉，而是折磨好几天。这样的罪犯竟被释放了…… B、湖南道县屠杀 1967年夏，两三个月内道县38个公社的480个大队屠杀了四千五百多名黑五类及其亲属。事件源于派斗，与掌权派密切的“红联”，指责造反派抢枪而退到农村，制造地富反坏翻天，反攻倒算舆论，揪斗捆绑并有预谋的屠杀。后来这种野蛮行径向相邻的十个县扩散，中共派出军队进驻血流成河的道县及零陵地区，才制止了这场造成一万多人死亡的大屠杀。 制造这次屠杀的是道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他们用“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这次屠杀。各区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都控制在武装干部手里，所以很容易被推动。本书的调查者共发现如下一些杀人的方法： （1）、枪杀（步枪、借枪、鸟统、三眼炮）；（2）刀杀（马刀、大刀、紫刀、梭标）；（3）、放排（就是绑石头扔到潭或河里）；（4）、坐土飞机（绑炸药炸死）；（5）、丢岩洞（辅以刀砍）；（6）、活埋（埋进废窖洞）；（7）、活活打死（棍棒、锄头、铁耙、扁担）；（8）、勒死、吊死；（9）、用火烧死、熏死；（10）、对未成年孩子摔死。 军队、公安都参入了武斗，指挥；刘世斌是军队团级、熊炳恩是县级，这县团级官吏竟如野兽一样惨忍。杀人的过程太恐怖，无法抄录，至今我也没真敢仔细读这些材料。 道县全县屠杀4293人，逼迫自杀326人。 道县影响的结果，零陵地区十个县共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黑五类”分子3576人，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411人。年令最长者78岁，最小的10天。 农民们自行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滥杀。共产党于1984年才成立“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由1400人组成。但材料列入保密。 C、野蛮的广西吃人惨案 将士们，朋友们： 请你们知道一个叫郑义的男人，一个叫赵晓明的女人，他们刚出监狱还在逃亡中冒着有生命危险，秘密完成广西宾阳大屠杀的调查，为我们在将来重建国家重塑伦理保留了一份证据。这是他们冒险在南宁撞开自治区政法委的大门，碰上一位正派的王副书记，才帮他们完成了这一调查。自治区“处理遗留问题办么室”的官方调查档案中记载有九万多人，有许多漏掉的。郑义夫妇还从这位副书记手里拿了盖有政法委公章的介绍信，企望调查能顺利展开，但还是到处吃闭门羹。不过郑义夫妇还是成功地完成了许多案例的调查。 广西大屠杀发端于一位副师长，他当时是是县革委会主任，觉得派斗杀人太小儿科，不过瘾，就组织各公社武装部长在县城赶墟召开一次“现场杀人大会”，一次拖上数十人颈上挂“地、富、反、坏、右”各种标签，开会宣布：“xxx，剥削劳动人民；xxx，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xxx，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然后高声喊：“大家说怎么办？”台下一齐喊：“杀！”，便一涌而上把他们砸死了。 会后为了使各公社展开杀人，这位副师长坐镇县革委，督促各公社迅速掀起杀人高潮，他的电话会不要案件情节，只要杀人数字。哪个公社杀的少，他就批评人家“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揭开！”，那个公社杀的多就提出表扬。滨阳县在二十天里便屠杀三千多人。这位副师长也深知杀人是什么后果，一手布置制止，一手告诉手下：“现在杀还可以，到时就不能杀了！”——实际是催促快杀。 作者采访了全区杀人第一的上林，县城的电杆上全挂人头，他们采访了把一个人活活剖腹挖肝吃的案子，那个人提着刚刚挖出来的人肝往家里走，碰上一人，那人问：“他（被杀者）同意你吃他的肝了吗”？提肝者：“没有问他”。那人说：“不行，人家不答应，你吃也没用”。这家伙把肝随手一丢，又回去抓一个人来，百般折磨，逼他同意答应。他剖活人的腹，掏人家的肝，太烫，就很悠闲地去水塘舀瓢凉水泼进去……有理性的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难以想像。钟山县竟鼓励闺女们去杀人，杀几个人就称呼“几姐”以示荣光，一个县革委副主任竟专割男人的阴颈来吃……以求滋补，这个女人在九十年代竟还在县政衬里，这是一个付么国度呢？这县里的小姑娘们叫三姐、四姐的很多，还有叫九姐十姐的。这哪里还有文明可谈？作者还去采访了还活着的专吃人肉的贫下中农老人。那情节……我不能在这里抄录，惨忍到不堪入目。 将士们，朋友们： 回忆和揭露文革的书非常多，我想你们肯定都读了不少。可是你们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湖南道县大屠杀和广西的吃人暴行，我没有勇气把这两份材料仔佃读完，也无法把些事例一一抄下介绍给你们，我相信这是正常的人所看不下去的。 只从中共在文件，报利上公开承认的事，也足以让人怒发冲冠：一个遇罗克，一个张志新，究竟何罪之有？遇罗克不过是对血统论作了批判，那个用血统论来杀了许多人，并且慢慢折腾着一边取乐一边杀，还包括强奸的凶犯，能够在押了一段时间后就获得释放，而批判暴行的遇罗克，这么个中学生却被判处死刑，这哪里叫社会，这是虎穴狼窝，哪有天日啊！ 我们又怎么能设想警察们竟把张志新先行强奸，再割断喉管，再去开审判大会！披着一张人皮，他们怎能什自己的同类下得去如此狠手？！张志新的事情被揭露出来已使世界震惊，那里能想到辽宁省判决死刑一向就这么干，他们割断几十个人的喉管！关外的人野，可谁能想到那温温而雅的上海也是这么干的，也有几十个人被割断喉管而后处死。上海不只一个王申酉，七九年安徵作家陈登科去复旦大学采访，发现墙报上一篇写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文章，题目叫《眼晴》，叙述一个青年因改编《沙家滨》让指导员与卫生员恋上了爱，结果被判了死刑，本来己放出来了，后又抓回去的。为什么要判他死刑呢？因他的眼晴特别好，与某位高官血型（还有其他方面的构造）相近，那位高官眼瞎了一只，看上了他的眼，为了把他的眼晴按到自己眼上，构陷成案决定把他枪毙。 [按：类似割喉管的情况许多地方都有。南京就有把牙齿全部拔掉的。迄今仍然没有公开，只有公安局等部门内部知道。我1979年1月平反出狱时，公安局的领导说我活着出来是幸运的。举例谈到南京化工厂技术员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拔掉牙齿枪毙的事情。其实，几乎所有被枪毙的人，都割喉管，拔牙，勒绳子，塞嘴赛，灌药，割声带等等，目的只是上刑场以前不让他们发出声音。共产党以前的专制社会杀人，都没有这一套，犯人可以呼冤，呼口号，表心态，唱戏等等。只有共产党，不让受刑人发出一点声音，其残忍和专制，超过历朝！——徐水良2004-9-12日] 这篇文章我早就看了，觉得很荒诞，没往心里记。陈登科也觉太离奇，想叫那位作者改一改，谁知这是千真万确，最后那作者连刑事判决书都举了出来。我们的大上海呀，它在共产党的羽翼下竟是这般的荒淫野蛮！那个割别人眼睛的人因手术也死了。 让我来讲讲我们院里的事：有天夜里，轰轰隆隆地来了很多红卫兵，衔道干部，就把我上边提到的那一家逃亡地主给抓起来了，那个我妈让我喊她于奶奶的老太太，是逃亡地主婆，四七年被民兵用镐头、二齿勾活活砍死的就是她的丈夫和长子，那被用成捆的香火把奶头烧烂了的少女就是她的女儿（后来她作主把女儿嫁给微山湖一个农村干部，再没被斗过）。 红卫兵就命令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地主婆站到窄窄的小长杌上去接受斗争，她个三寸金莲，别说上小杌，站平地上也颤颤抖抖，牢靠不起来，非得不断地挪步不行。老地主婆的孙子就跑边上想扶她，被红卫兵挡了回去，结果一撒手老地主婆就摔下来，不过老地主婆她孙子早有淮备手疾眼快，，两手一张就把他奶奶接住了，要不，不摔死才怪呢。红卫兵就打那老地主婆，我听地主婆她小儿就挨求：“小妹妹，小妹妹，你们打她应该，谁叫她是地主婆呢！要不，你们快打我吧，打她打我都一样……”，就听些男男女女的小孩子扯着稚嫩的嗓子喊：“你意为你还是好东西？你是地主的狗崽子兼资本家，打你怎么的……就打你！……”窗缝门眼里就躜进那老地主婆的惨叫声混杂着红卫兵们的“你不打它就不倒”“打倒地主兼资本家……”的口号声，直逼人心，让你不寒而栗。 这家人肯定是逃亡地主，这我信，可他们是什么样的资本家呢？我们就来看看：我关窗堵门想把声音堵到外边，可红卫兵非来砸门叫去参加斗争会，我妈那胆眼看一咳就要吐出来了，我就穿了军装（那时刚复员）站到门口堵着他们。听着院里鬼哭狼嚎混和着愤怒的讨伐，那个实际的场面我并没见到。这是十几个中学生对着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婆，也真下得去手。到天炔亮时又有人敲门，我掀开帘子一看，是老地主婆她小儿，我平日喊他于叔，来要药片、药膏，要麻袋、绳子……说马上就遣送他们回农村向贫下中农恕罪去……脸是紫一块青一块但不严重。那贫下中农在四七年就把他爹和大哥活活打死了，还再怎么个恕罪法？我要到了阴糟非找毛泽东问问：就算地主们剥削吧，难道就像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们斗他们这样剥削法？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吓破了胆，到汽车把地主家拉走了她才敢说“老于家是好人，这是哪辈子伤了天理？……” 我们家孩子多，收入少，六0年差点活不下去，就这老地主婆他两个儿子还常常给我妈几斤粮票——我说过，他们是土改逃难来的，开始躲在屋框子里，拿竹席子盖着屋顶被扫地出门的难民，安顿下老老少少要吃饭，哥俩来找邻家借钱，买了两对罗框，每人挑上一担子小米、玉米粉、绿豆什么的，蹲在路边上叫卖，叫我说连个小贩子都够不上，整天躲躲闪闪怕见熟人，被抓回去咋办？想像一下吧，他们能生活到个啥水平？。谁知到了公私合营那阵，他们竟双双划成资本家——八口之家，两副粗粮担子的资本家。对这个党你怎么能不恨呢！公私和了营就在粮店卖粮，也是穷得很。但他们家的大儿媳妇得了血崩，看样快死了，从吊铺上漏下一地血，医院来了又走了，我说过我那爸是个聪明人，会写字，会打算盘，会看病，竟给她治好了（也可能是懵上了），挨饿那两年，他哥俩对俺家有过些微帮助，偷偷地给我妈几斤粮票。 她家地主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资本家到什么程度呢？听我讲讲——就是遣返回老家前不久，他们家那个差点死了的大儿媳妇，其实也是个老太太（比我妈还长两岁），因与我妈一同为街道加工草编茶壶垫，正天在一块，有天三个老太太上贮水山公园，就是上边说的撑死小男孩的点心店那里，回来时从点心店南门进想从北门出来，走着走着，这位于大娘就大惊加小怪地喊我妈说：“孙大嫂，你快来看，这些透明的白石头也当点心卖呢！”我母亲过去一看是些大块的冰糖。就笑了说：“于大嫂来，那是些冰糖，哪来的石头，你净看走了眼。快走吧！”她那么大咧咧地一喊，若的售货员们直噘嘴嘲笑。我要说的是：一家十几口人（后来生的）住十二平方，连冰糖都不认识，竟成了地主兼资本家。这是他妈个啥的世道？！这家人就这么老老小小地被遣返回了老家。 [按：山东土改遇上康生，文革遇上王效禹，都是极左。这里在补充说说土改。山东土改杀人无数，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北方许多老区都如此。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都杀人如麻，难辞其咎。因为产生还乡团等问题，中共才有所收敛。但即使南方，根据我老家（浙江富阳）的情况，也是扶植流氓痞子反对正派人。杀的人，除解放军收编后，因受不了解放后审查杀人，逃跑后组织白军对抗共产党的以外，（新四军北撤后留下来的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做地下工作的，“解放”后，大批被杀，许多人逃跑），很难说有什么坏人。土改时我年纪还小，尚未入学，但参加了儿童团，所以听说当时一些情况。我家附近被杀的地主，有有相信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全县农民有口皆碑的留法归国的航空界元老，枪毙后连周恩来也深为痛惜；有捐家产创办富阳中学的老教育家。还有名声传遍周围数百里，医术和慈善都一流，后来他传授的医术被中共当局称为国宝的一个中医骨伤科名医也差点被枪毙，只是因为在狱中医好解放军军官的病才被赦免，还有与毛泽东在北大同事的一个，也差点被杀，因为有毛泽东的字条，才免于掉脑袋，后来还进了政协。这些被杀的人，及到我出国前，才听到富阳官方一些人说，准备为他们平反。我家是贫农，我们村绝大多数是贫农下中农。但工作队用的是懒汉二流子。真正的贫下中农对土改并无多少好感。——徐水良2004-9-12日] 文化大革命残死了多少人？这也得等档案解密，咱瞎猜，也得个二百三百万吧？作孽呀，共产党！ 一个拿杀人当快乐的党，这能算光荣、伟大、正确？ 我想，军队的将校们也都是过来人，对文化革命的了解不会比我差。邓小平后来出了山，说改革，可他还好几次地说：我们党虽然犯了严重错误，可也是通过我们党自已的力量来纠正的……真是一副无赖相。就算是他们党自己纠正的吧，可那好几千万条人命呢？那也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将士们，朋友们：是省悟的时候了！ 3、在理论上对共产党非法的证明 前言 将士们，朋友们： 我们以上的全部叙述都只是一种逻列，它只是指出共产党 （1）、在来源上不具有中国民族的本土性； （2）、在在野的条件下及（3）、在执掌政权的条件下都没做过好事，其历史记录全是罪恶。这样一些举例充其量只是共产党行为非法的证据而非共产党非法的证明。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只是因为我们（一般意义的人）能被世界事物所剌激，引发经验，这些都只是经验事实。但说共产党决不会变好。这却是一个判断，列举多少它的有罪事件都不足以保证判断的普遍有效：因为经验是外在事实，而判断是就它做为一个道理的本身，做出是真是假的求证。只有道理才有真有假，经验无所为真假。只有对道理自身是相容还是相悖的不疑证明才算是真理。真理才必然合法。 所以我们列举的这些事实只能支持起共产党的以往史，而不能肯定它的未来史——只能使人看清它从创立到今天没干好事，但不能肯定它今后还不干好事。 在这一意义上提出打倒它，只是惩罚意义而非证明意义的，那是说：因其前有罪行，行为在得到相应的回报时，拿来回报罪恶的当然应是制裁。这样一种关系是应然的，不是必然的。 判定共产党以后也不会变善，这是一个证明。证明命题必须符合下述规则： 只要提供了前件，只凭对前件的分析，就得保证得出结论。那结论虽是被运算所推出，但它在被运算之前早已在前件里，结论是前件本原含有的，是前件的构成成份。只是不能被直观，证明就是用分析法把它呈显出来，使之被直观。 所以证明所解决的是：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是某某种东西，才必有某某种表现，这种关系是必然的。不变的。 证明类的例子包恬最简单的算术，数学，物理、天文……如果提供的前件是“1+1”，无论是最“反动”的地主婆，还是最“革命”的江贼民，都只能得到“2”。前件含些什么与证明者的身份、立场无关。 证明就是关于前件和结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只能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违犯了这一点，那就不是证明。 我们毫不妥胁地提出必须打倒共产党，不是因为仇恨它（虽然我是非常仇恨它的），不是因为它的全部历史都是罪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理性，是个道理，我们是说它在做为一个道理上就是非法的，在道理上非法的东西只能唾弃而不能修补。我们通过严格而可靠的证明，发现它内部的要素之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不是人从外部加给它的，它是天然如此，这是我们的力量所无法摘除的，只有唾弃这一个选择。 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我请求你们与我们一道来理解： 共产党在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宪法原则的同时，就已经把证明的前件提了出来，把证明的必须性交给了每一个中国人。这个前件就是—— “共产”；或“共产党”。 共产主义合法非法，共产党合法非法，并不看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怎么去干的，而就研究“共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都说了些什么，它所说的这些相互矛盾不矛盾，就是它的非法与合法。所以说共产党的非法性就在“共产党”过三个字里。在这个名词的形容成分——“共产”里。 这不是出于我反共的坚定性而别出心裁地要求，这是因为人是“理性存在物”这个根本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人不论什么人，只要他在活动，就是由意志来支配，凡陷实践于持久危机的指导原理，都是因指导实践的那原则自身所包的含矛盾必然导致。如果是人犯的错误，是可以通过认识来改正的，即使是恶劣的领袖也可以通过更换而获得调整。共产党从创立到今天换了几十茬领袖了，且各个领袖并立的状况也出现过，为什么这些条件都没有扭转共产党的残酷性，攻击性？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一种不变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才能在其他因素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原有的质量（即党的性质），八十多年来，在在野与执政的不同条件下，在毛泽东换成邓小平、邓小平换成江泽民的条件下，保证了共产党的攻击性不变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能肯定地告诉你，它就是——“共产党”这三个字！ 当然其中的“党”字不起作用——因所有的政党都是这同一个党字，人家为什么不残苦、不改击呢？能区别开不同政党党性的不是党字，是党字前的限制成份——“共产”这个形客词。 这一立论能说得通吗？——在挑战这一立论的是：共产党各时期的方针、政策是由人制定的，那些罪恶也是由人用行为干出来的，可是我们一上手就列出了根据——人是理性存在物：人有意志，只有有了意识，即成为理性的，才能产生意志，所以人是照着理才行为的。而“共产”就是一个理性！共产党能拥有6000万众，它通过什么？无论是宣传、欺骗、利诱……总至，它必须让人知道它，懂了它才成，只要让人知，让人懂的，就统统是理性的运用，理性活动。 毛泽东也好，邓小平、江泽民也好，他们是服从着“共产”这个原则来思考，来为共产党构建方针、政策的。他们所构建的方针、政策得以满足“共产”、促进“共产”为先决，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共产党所需要，所能容纳的领袖。有两位做了好事的领袖：胡跃邦、赵紫阳，可他们的方针、政策，行为所满足的不是“共产”，而是自然界里的生灵，虽然他们自已还未自觉到，但其所做所为已经是叛逆共产党的党性而投入人性的怀抱了，如果他们有机会继续地执掌下去，要嘛他们灭共产——我们的思想先驱者戈尔巴乔夫老人，要么，共产灭他们！事实正是这样，共产灭了胡公和赵公。 反正决不会是共产与他们的并存。 “共产”，以及“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集团，这都直接就是些道理，是道理就可以充做理性证明的前件，因为它自身既包含着构成它的必须要素，又包含着要素之间的联系，还包含着它是人类理性背景内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那怕极少的环节存在着矛盾，那也必导致实践的危机。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卸开来，一一加以识别，就能直观这些要素之间是相容还是矛盾，它与人类的总理性是相容还是矛盾。我这些阐述的真理性根据是——人类是先有判断后有概念，而任何一个概念，那怕最简单的，也是由判断得来的。只有我们的祖先把某一特定的对象加给某一代码，这代码才成为概念。 所以人类理性，形成人类理性的环境，理性的形成过程，还有理性所借助的代码形式——概念，对每一个成员都是绝对一致的，不问你是黑几类，也不管你是不是根红苗正。不管你造了几个代表，还是敌对分子。任何一个概念所含的意思对任何人都是同一些，那样一种构成法，不因江贼民还魏京生而有所不同。 任何人只要有起码的诚意，对有效性的证明都不会排斥——因为证明让人清楚的直观到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我们前五题的叙述即是万分真实，为什么不足以有普遍效力呢？因为那只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实践史是由人用行为完成的，同一个人，既可以去干伤天害理的事，也可以做有助他人，增进周围福祉的事。我们看到的最坏最恶的毛泽东，骂彭德怀是反革命，可六三年他派彭德怀去西南，却又对彭说“也许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这证明他仍是党性与人性并存的两面人，只是人性处在很弱的地位，占很次要的比例罢了。 陈公博在性格上不是不善良，也不是没有学养，不是不正派，不是不恨日本鬼子，他不是恨透了汪精卫才跑越南的一座竹楼上生闷气吗？这些都不足以保证他不在陈璧君的放声一哭里丧失理智，跟上陈壁君北上南京，赴罪汤蹈孽火。 再有：打家劫舍的土匪是坏的，恶的，可抓了张大千的那伙土匪中就有一个人良心发现，偷偷放了他，要不这世界上到哪去找这位大宗师去？可是这位放了张大千的前土匪某年某日从大隆潜逃，碾转到台湾，手拎一幅张氏早年坑人骗人的原作敲了大宗师一笔钱；这事又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张大师也荒唐过，行骗过——这些例子可证：无论一个凡人，一个领袖，还是思想宗师，或是一个政党，从其所做所为里都不必然能推他出未来依然还如此。 我们以上的列举全是关于“怎么样去做人”的，而“如何去做、做什么”全是选择，选择是既可如此也可如彼。所以说“怎么样去做、做什么”不具有必然性。真理并不在“怎么样做和做什么”里——无论真理歪理都是理，所以真理只能存在在道理里，不在道理外。前五节的所举是事实，事实可能含道理，但并不直接就是道理。事实是人的行为所造成，人的行为服从意志，意志虽然是遵理而成，但并不必然是真理，它也常常服从只对需要的满足。——以上所举全部都只是经验事实，并不直接地就是道理。 而“共产”直接就是个道理，“党”也是按照一定道理才形成的集团，所以“共产党”这个名词就给出一组道理。这道理的是真是假就在这个词内，不在其外。 对共产党有拥护有反对，但“共产党”这三个字无论对拥护者还是反时者都是一个写法，同一个涵义。“共产”，“党”做为道理并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专利，共产党并没有独揽“共产党”解释权的合法性资格。“共产党”做为一个具体道理是全人类理性内的，它成立不成立，是看它的涵义矛盾不矛盾，并不问宪法上规定不规定。 分析所得的结果对谁都是而分毫不差的。因分析受被分析前件的限制，只能澄请“那东西是什么”，如果肯定了那东西是瓜，就别指望它结豆；如果澄明了它是鸩，那就别指望它没有毒。 这段交待算是本节的概述或前引，阐明了求证与选择的区别；只有求证才事关真理，只有按正确的求证所做的选择才在实践上具存有效性。其实本节的设立是回答我们曾在以前提出过的——什么是共产党？ 因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为中华民族找到摆脱危机的道路，我们就必须确定造成灾难的原因。并不只是我们在找，那阿涛、阿宝也在找，而且他们为民族摆脱危机的愿望不会比我们弱，心也末必不诚，可他们肩上的负担不仅将使他们的努力化为灰烬，还很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后果。就因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当然更谈不上对政党所必需的背景条件的把握，如果确证共产党与政党得以成立的背景处在尖锐的对抗中，那么走出危机的唯一可能就是消灭共产党，这至少在目前他们还不能与我们共识。因为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其中活动，在他们的阅历之路上，不可能碰上这个问题的挑战，他们的救国之策里就还含着对共产党的拯救。共产党乱杀乱砍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却没有人弄清什么是共产党；我们民族是从上世纪初才开始试着对知行混一型文化做清理的，它并没成熟到对这个问题的揭示阶段，只有在经历了共产党八十多年的活动，五十余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一再地碰壁，一再地陷于灾难，现实历史才必然地逼着我们触到这个问题：不回答“什么是共产党”，我们就走不出这个困境——君不见：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做了清算，在最初几年的好转背后就包藏了整个民族文明的衰退，全社会的伦理沦丧，整个政权的腐败推动着民族的堕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共产党的最基本性质是攻击，这个“特色”盘据在共产党人心灵最深处，他们却觉察不出，他们只能觉察自己的需要，因而所有共产党人的所做所为都是为自我满足。它就围着“对我具有满足性”来使用力量和智慧，并不识别自己是在对别人发动攻击，因为“攻击”做为方法论被目的、利益、事件所掩盖，谁心里都没上升到明朗位置。可在共产主义之前呢？国人行为已有一个牢固底线，大字不识的老妪在教孩子时都会说：“你自己不想的事别推给别人”，这句朴素的世俗之见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人”，这就是行为所根据的标准，人际联系的底限，人类价值观的底限。共产党党性倡导的攻击性就把这个底线摧毁了，因为它虽为底线却深藏不露，世俗的生活触不到那么深，而只能触到需要，目标，行为，人在用攻击追求满足的同时，攻击也就成了底线，这一点并不需要知觉到，潜移默化地就完成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的深刻寓意就在这里，它看到人的目的、追求，活动是可清晰经验的，但人发动目的、追求、活动所据的那个根据却是无法把握的，人的每一需要都立马推动出一个努力，可能及时获得满足。一个充满兴旺发达的民族所仰仗的活力却不像满足需要那样轻而易举能造成的，它不是直接的，培育出这种健康的根据需要许多有志之士的特久不懈的努力，得百年时间。 胡锦涛、温家宝两个正派（现象上看，不一定可靠）人代替了邪种混刀肉，做了许多努力，但他们这种努力不仅没扭转秃势，相反引发共产党内另一翼的反弹，造成更强烈的反攻。请看： 共产党自己的中央纪委对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都失去了效力，相反纪委开始怕贪官，吴官正无力推动廉正，甚至他说句公布审计报告的话，都立刻遭到来自各地的威胁，政治局内的发难。 事情明摆在那里，任其腐朽下去，共产党不是非垮不可，而可能被走头无路的人砸死，若认真追究，绝时多数的共党官员都得进大牢，追究可能逼反了他们，所以进不能，退亦不能。政治局里的上海帮们阻挠公告审计，是出于自保，他们那些威胁胡温的话确也是实情。反了十五年的腐败，到今天违规金额已达到二万伍千二百多亿，这个数目宣告：接近内战所需要标的了。 再是暴力执法也到了天限无度的水平：暴力征税，暴力禁止上访，暴力征地，暴力折迁，暴力镇压反对派、暴力扑灭宗教，暴力残杀法轮动……实际上已超过了暴动警戒线。 共产党已经把抓人当成政权安全须臾不能相离的拐棍：为开个鸟四中全，抓了好几万人了，这哪还是社会，这明明是虎穴狼窝。北京上访的同胞们都用衣服来表达诉求了，警察不再是狼而个个都是吊睛白额大虫：枪击、杀人、买凶、报负……已经是共产党最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街上死了人都不出警；……这一切都揭示什么？—— 揭示共产党党性对人性的抗拒—— 我请将士们明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性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所以说在人性取得胜利之前，必然要遭到党性的疯狂的最顽强最残酷的反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回答：“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所绕不过的根据。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明察世界是什么，世界存在的真谛是什么；才能确信在人的世界里除了人就没有更高原则，才知道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只能人是本，而非党本；才知道社会选择的唯一标准——人的尊严。 摆脱困境的方法、道路也自然地就在脚下—— 唾弃共产党！ 为了阅读和更方便理解，我们为本节各证明要点和进序列一个目录：首先要奠定世界的最高原则，人与党的关系： A、关于世界B、世界事实与精神事实C、什么是共产党？D、‘’共产党”是个名词，它的限制成分“共产”与人的存在是不可克服的矛盾E、相矛盾的理式也是理性背景所必须的，但不是实践原则所必须的G，出路只有一条：打倒共产党！ 将士们，朋友们：世界上没有党，只有人，为什么要做党的训服工具而不做增进人类福祉的工具呢？站到人民，民族的立场上来吧！ 我们正欢迎！ 四、军队起义的可行性探讨 将士的，朋友们； 基于《世界人权宣言》赋予给每个人的神圣权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是“迫不得已的挺而走险”，人民有权重新选择政府的庄严规定；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危机所实际达到的程度——那弱势阶层的人也是人阿，社会有义务为他们找出出路。因此，无论什么人发动推翻共产党的行动都应被认为是正义的和必须的。正义说的是：社会的责任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够照他所拥有的本性在世界上存在下去；必须所说的则是：这个社会并不向人提供安全和满足，而是对人的勿视和迫害，从它最深层的机理上看，它不是人力所可能纠正的，不作重新的选择就无以拥有安全与满足。 起义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根据就是：社会原则里，没有比人的生存更为迫切更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了；而且，人的生存是造物主所赋予，人所固有的全部性质的充分实现的生存，不是笼子里的生存。 在我们纵着横着研究评估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分布和阶层现状之后，得出：中国社会处在崩溃的前夜，农民和失业市民们承受着因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灾难的绝大部分，他们处在社会宝塔的最低层，已被压榨得喘不过气了。如果再不找出出路社会就要爆炸。事实上农民的抗暴起义早就进入了日程，几乎天天发生，市民与地方政权的肉博也濒仍不止，乡镇政府、县市政府的被砸已不是三次两次了。人民的被迫起义从九九年就揭开了序慕，只是现代条件下，可充做天时地利的科学技术控制在统治者手里，起义来不及壮大就被扑灭。 我们的父老忍耐的够久了，而共产主义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深渊，我们父老兄弟姐妹的的一再退让容忍，等待来的却是残酷压迫的更上一层楼。许多人因没有活路而自杀，还有许多人被政权所残杀，难道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不值一文？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承担起对自己的命运的责任呢？ 要吃饭，要生存，反迫害，就必须反暴政！一个大规模的抗暴起义势不能免，迫在眉睫。是让它自然爆发，盲目冲撞，还是顺势利导让积累日久的反抗力按照秩序来发生作用，支持出一个建设性的进程？这就是我们呼吁起义的初衷。 我回忆儿时被扫地出门饿死街头的一位老师，也是我走进学堂的头一位老师的一段教导，他问我们：“孩子们，要是你在大草原碰上一场大火，还没烧到你眼前，可你也跑不出去，你怎么来救自已呢？你们不忙回答我，慢慢的想着吧，什么时候想出来，什么时候告诉我……”好几年之后，我才想通了，应该是：先把自己周围的草点燃烧掉，然后跟着自己点的火往前走。可是我永远不能回答那可怜的老师了，他死了，被赶出学校，沿街乞讨，饿死了！ 今天能告慰他的是：我在这里呼吁将士们发动推翻暴政的起义，正是来自他的教导：大规模的反暴政烈火非燃遍神洲不可，如其让它自燃，不若由我们有控制的引燃；如其让这场大规模的骚动盲目冲击，不如我们加以引导和规范，用起义来给它输入观念，指示目标和方向，奠定道路，让它的膨账力在有价值的秩序下提供健康的建设性的作用，尽力避免长期的胀力所带有的破坏。 起义是变报复为建设，是用德来报怨的最有效手段。 要知道，这是五十多年的最血腥、最野蛮的暴力统治，它的破坏从社会的表层深入到内脏，纵横交错，什么旮旯死角，无所不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它是要用报复与惩罚为观念的，造成的是仇杀，是讨债，结果将是社会，特别是构造社会的那个伦理底线的崩溃。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崩溃那是一盘什么样的残局呀？若那样，我们的同胞要付出多大的牺牲，献出多少生命？我们的国土要被蹂躏到何种地步？十三亿多人众，要吃要喝要住……得不到呢？那可不是“主旋律”能充饥解渴的。那将是直接的刀光剑影，是恃力的民众化，是暴烈的世俗化，那是一副不堪设想、不敢预见的恐怖画面！ 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恐怖的世界。 这么多人口像九八年的洪水那样泛滥奔腾，在地球上横冲直撞—— 谁能估计它会造出多少个本拉登？——中国人并不缺少才能！ 中国一旦崩溃，那将把全世界推进恐怖主义的深渊长夜，国际间的经济秩序、金融秩序都将爆发前所未有的混乱、危机，就算美国人拚上老底，它能救得了这个比它还大了五、六倍的国家吗？而我们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历史遗留和沉积本就够多够复杂，这些矛盾五十多年来本就越理越乱，国家一旦解体，民族间的新仇旧恨将是个什么场面？小小南斯拉夫四分五裂，无仇无怨的人竟互相拚杀了十余年……那里有多少个万人坑呀！ 我向将士们发出起义的呼吁，不是鼓动你们去夺取政权，去造反，去发动内战，也不是要你们去杀那些罪恶滔天的共产党员。我请求你们的是—— 看在我们共同的列祖列宗份上，看在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的份上，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摆脱仇恨，能够安居乐业—— 请你们发动起义来阻止中国社会的瓦解、崩溃。 做为国家和民族支柱的军队不出面来拦截国家的崩溃，请你们想想：还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担当起这份重任呢？请求将士们发动起义，这是万般无奈的事情，这是一份非你们莫瞩的责任！ 亲爱的将士们，朋友们： 做为炎黄的子孙，难道我们能嫌自己的母丑吗？我们不来拯救她，谁来拯救呢？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华厦儿女责无旁贷，义天反顾的责任！我恳求你们勇敢地担起这个义务！ 中国的异议阵营并不是推脱责任的鼠辈，从有共产主义以来他们就努力地在唤醒社会良智，承上启下，可他们除了开迪心智，播撒文明的种子，把民族理性灌溉到成熟，却不具有完成这一使命的攻坚战的力量，军队是统治的柱石，军队一旦觉醒就是社会的开明，只要你们像贝尔格莱德的军人那样，移转到人民的立场上，问题也就解决了，祖宗的在天之灵看着你们，人民跷首盼着你们！ 起义是可行的 1、社会成熟了2、社会成熟了，这是说被共产党凌辱了五十多年的现时社会已经为埋葬共产党提供了法理依据，积累了充足的力量，社会必须走进开明，必须融入世界。社会的涨力已如就要爆发的火山，没有办法再拖延，再阻挡了。是历史的进程在推人去行动。这一论点可从两个方面来证明： 一是国民觉悟的成熟，二是社会矛盾总蕴量和爆发力的成熟。 中国为通向民主自由已艰苦卓绝地跋涉了一百多年，光是仁人志士的忠骨也足以垒成巍巍泰山，宪政的要求和实施宪政的条件都空前高涨；社会呈显的乱象是因成熟的果实得不到表达，社会潜能不能合法释放就必然滥溢横流所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饱和，所要求的就是把脚迈进现代文明。你不迈进它就只有自溢。 社会矛盾冲突早饱和到超越安全警戒线的水平，这对于前进是推动力，不是阻力，是共产党拒绝社会前进才引起泛滥的。乱象不是不成熟的证据，不是拒施进步的理由。人心思变，这是全民的吼声，所以有如此一致的吼声，就因压迫太重，压抑太久。共产党的压迫为社会积累的能量若排山山移、若倒海海枯，再不让它排山不让它倒海它只有无序地爆炸。 我在这里呼吁将士们发动起义，就是企图为社会久集的盲目力量找一个出路，建一个引导，开一条渠，树一个座标：让积累起来的、各自横溢的冲力按规遵矩地有秩序地释放，有目标有方向有建树的释放。 就如同今天的胡锦涛与江泽民的关系，江泽民在位一天，胡锦涛的人望就自行增获一分；江泽民越是为孽，胡锦涛的势能就越加增强；江泽民的捣乱其实是给胡锦涛加重法码。这胡锦涛就是躺倒蓬莱仙阁去睡大觉，什么不干，江泽民的倒行逆施所给予他的光彩也足可以耀眼！与一个空前绝后的恶棍共立同处，就是对那阿斗刘禅也是箪食壶浆迎王师。从江泽民的为恶中得利的渔翁就是胡锦涛了。就江泽民的肆无忌惮所给胡锦涛加的分，也足以把老贼压垮压死六百回了。这老恶棍老蠢猪还在那里木知觉也，让历史哭笑不得。他自己丑化自己、毁掉自己，也毁掉他一家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模模糊糊觉察出胡锦涛有用心术之嫌，在某种程度说来他不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负责，而是对自已、对个人名节。（我这话是口无遮拦，不一定准确）他对江泽民为恶有一种有胸有成竹的窃笑，他明明可以拘捕江泽民以挽救民族，他却不动手，何哉？他撑开怀抱接纳江泽民的恶行所自然加给他的威望。从这里看我不能信赖这个人！他缺诚。 同理，那久久压积闷郁在人民胸中的怒火与怨气也是强大的力量——只要你让民众感到信赖！这力量是新观念新秩序的天然根基——共产党这张强弓，拉的太紧太久，它已经要折了，射不出弹丸。只要义旗一举共产党就无力反扑了。 民众民主要求的普遍与热烈，社会矛盾的饱和这两个条件是社会不变革就不足以支撑的穴点，所向坡糜，摧枯拉朽一般。 2、起义只是顺水推舟 人民早就在起义，但人民的向望所能造成的是历史的必然方向，在现代条件下，人民起义很难变成机械力量，所以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军队起义只是表个态，只是承诺再也不对人民的权利动手动动，它承担起用机械力来维持社会公平，在人人对等的条件下完成自主选择，实现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在起义不发生的条件下，军队还维持着一个貌似的统一，不能拒绝来自共产党的命令——像六四屠城，虽有许多将领反对，有许多军士反正，但在军令如山，面前这些正义之士的力量没有集结的机会，便被个别地一一粉碎。在军队经受了八九年的耻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无秩序的“经商下海”的腐蚀，又加上江泽民这许多年的毒化，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造成数不请的磨擦，军队内部的派系、山头，利益分配等等日益尖锐，矛盾重重，共产党上层的腐朽所造成的冲突也漫延侵蚀进军界，大量将校携密外逃，弃暗投明，有的人出于不满江贼而不慎失足为谍……军队与地方海关、税务、缉毒、警察……的火并也多次上演成惨剧。所以说军队也早己离心离德，各怀打算。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虚伪面纱下，还像是可招可唤，一旦有人举起了义旗，全军也就立马四打崩散，又有谁肯听调遣去参加围剿义军呢？ 最为重要的是人心所向，一边倒，如浩荡东风来，火星怎么能反转往东扑呢？ 一旦有一支队伍起义，很快将有响应。起义做为历史的一种召唤，在军队里也缓缓而有力地成熟了，只是传统的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沉淀成一种顽固的堕性，它的头一脚很难踢罢了。 正在发表起义理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过去没有而今天突然冒出来了呢？这是因为人性所使然，但凡有一寸一分的退路，人是不肯走上这一步的，研究中外历史，在每一个民族的来路上都记载着数不清起义事件，凡起义的发生都符合起义和不起义所面临的风险对等这个条件。就统治者颁布的法律来说，起义是要割头的，可是那叫陈涉、叫吴广的以及他们率领的人众若不起义，不过使割头换成掉头脑，相反，勇敢地去争取自由，至少还有一丝希望，比束手待毙要风光的多。当社会把生活环境推到了无可退避的地步，后边虽有虎狼，眼前所临可是悬崖深渊，是跳下去摔死呢还是反身与虎狠博斗？拚个你死我，对个人有发丝之万一的希望，至少给后人踩出道路。我们国家就处在这样的生活质量中了。 你看：孙志刚若着谁了？他不就是走在出生他的国土上吗？他也不是走了一遭两遭了……走着就被抓进了派出所吗？就被打，就死了！中国有多少既不招摇、又不若事生非，掉下树叶怕打破头，别人一瞪眼他们赶紧退避五十步，别人骑他头上撒尿他们也能忍受的人，却无缘无故地被抓、被折磨，死了！假如他们九泉有知，肯定会选择起义的。那贺龙不死就要反共，他就是个普遍的教导。孙志刚的死，搅起周天寒彻，胡温不得不废止收容制度，可积重难返呀，乱捕滥捕、酷刑折磨不仅看不出有任何收敛，且更加有恃无恐，不久前胡温、法、检、公还煞有介事的整顿逼供信，超期羁押，这才几天，又连连曝出更惨不忍睹的致死画面。这证明即使共产党上层真有励精图治的要求，也是无补于事实之万一的。 那想改变这个社会的质量，改造共产党的性质的是人，是从人的心态发出的； 那阻挠社会变革、阻挠共产党向人性转变的是“共产”这个道理的机制。人做的只能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而共产党却是个机制性力量，它的观念是出自“共产”这个机理，不是处在后端的做事所能影响的。要想使中国社会向着人性方向变化，好人好事的影响是太微不足道了，那只有一个选择：更换社会总理念，但社会理念的更换就意味着共产的寿终正寝，这还是对共产党的铲除！ 3、胡锦涛是个人，而“共产”机制 我们都没有把胡锦涛、温家宝与江泽民、黄菊、陈至立辈做等量齐观，表面的看胡温是正派的，特别是温家宝其言谈虽不是那么逻辑严密，但朴实清新，不含党腔党味，是踏踏实实地在处理事务，他们俩人说了许多符合人性、温暖人心的话。可到头来，胡锦涛纪念人民代表大会五十周的一句“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就把他俩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为什么？那些暖人心的话是胡锦涛这个人所讲，他做为一个人其本性是摆脱不掉的，只要不被社会角色所激活，迂到现实世界的剌激，总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样：有着心同此理，有积极的贡献同胞之愿望，可一旦面对他的党，他立刻就换上了角色嘴脸——在社会实践里，他做多少让人心温暖的表态也比不上一句“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来得管用，前者是具体的事件，后者是规定所有事件的根据。 有好心、善心，在胡的肉身之内；而对共产全党起出发作用的是“共产”这个机理。首先，说“共产”是一个理，而后又说这是一个有若干个局部成分构成的，互相发生钳制、支配作用的理，才是机理，谁有本事让这个机理不是它的机理？没有这样的人。在人类语言中必须有这个词，没有它怎么交流类似的联系？但在人类生存实践里又决不可用它为指导，所以对于它的机理作用就不是“执政能力”的高矮可克服的，只有另换一个机理。胡锦涛只知在说“西方政治制度”，却不知东西南北只是方位词，人却是个含着本性的自然存在，人的质哪有什么西东和北南？所以说不解决出发之点，无论胡锦涛还是涛锦胡谁也不能把这条古船摇出危机，避免崩溃。 就算逼退了滚刀肉，胡锦涛完成大权在握，只多许些立志改造的宏愿，也决不会挽危厦蜕势于万一。他没有胡跃邦的正直与勇气，又没有赵紫阳看问的全局与有数，他只多知道人应做好事，又能干坏事，却没有对“共产”是个机理的把握，不知道人只能对要干的事弃恶扬善，却不知是在这个机理里干事，就弃不了恶也扬不了善。 问题的本质不是学不学习西方，而是人类是不是一个物类，该追问的是西方人与东方的人是不是同质？西方人的精或卵与东方人的中合不中合？出不出孩子？中国人跑了美国去啃面包能不能饿死？只此一理就回答：人类一家。 我相信胡锦涛认识“人类一家”这四个字，却吃不透这四个字所凝结的那个理。所以对胡锦涛改革的指望是殆误时机。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支持起义——五十多年，几千万人的牺牲，无孔不入的破坏，使中国不是处于一般意义的危机，不只是直观的那些糟塌，也不只是可直观的各种硬伤，更困难的是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溃烂，这个割不断、撕不开的文化，是人的生存所不能不赖依的软环境，其破坏的时间之久，程度之烈，都已是大乱，大乱！没有足以与大乱等量的手段，是不能推动百废向兴旺靠拢的。 不审判江泽民及其帮凶，这个国家就别想显出转机，别想走出危机！不废除“共产”就别想有机制上的合理。 因此，起义是拯救中国的最利便，破坏最小，代价最低的途径。 请将士们三思！ （9、最后一题）起义的实施。 (10/04/2004 13:33) 作者本年此前发表的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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